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站到了相当靠近民族伟大复兴的位置上。然而正如通常所说，冲刺或者接近冲刺的时候，也往往是风险比较多、容易出现闪失的时候。如今的中国已经树大招风，我们遇到很多困难，它们是什么性质经常引起争议。各种各样的“中国崩溃论”总是被说得有鼻子有眼。

　　抛开外部舆论不说，我们自己如果认真审视中国崛起当下的大环境，一些结论也不会让人轻松。我们虽然节节胜利，但一鼓作气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性目标之前，我们还注定要经受磨难，具体点说，大概至少有三大挑战在前方等着我们。

　　第一个挑战是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从全球经济分工的中下端走向中上端，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力量。这将是非常艰难的跨越，它比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逐渐走向小康要复杂得多。之前中国的经济活动与西方可以说是宏观上的互补关系，而向经济链条前端的迈进则意味着决定性竞争的打响。

　　除了中外竞争，中国内部对大规模开展高端经济活动的准备尚显不足，我们的劳动者素养、知识产权环境、经济法规等各方面的完善和有效性都有待升级。中国这些年“去产能”已经有过好几轮，根本原因是那些扎堆的产能容易构建，而指向未来的创新型产业却需要大量先进条件的孵化，因而风险较高。

　　二是中国必须有能力应对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反弹，以及由此演化出的各种地缘政治挑战。中国与历史上的其他强国不同，我们致力于和平崛起，而且中美经济关系紧密，出现两个大国在发展和竞争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奇观，大大增加了两国战略交恶的牵挂和刹车效应。然而这一切并不能轻易改变传统地缘政治观对美国国家战略的惯性影响。

　　美国的对华博弈将是长期的，它在中国周边加强盟友体系会扰乱中国的视线，让我们评估一些周边问题的性质时产生犹豫。美对华政治和价值观渗透也将有组织地或通过它和西方的社会体系自然施加。中国一方面要扩大对西方开放，一方面又须警惕颠覆性的负面影响，这一悖论将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第三，中国政治体制的全面强大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锻造。首先它要基本解决官员腐败问题，并有能力自动维持反腐败的成果。它还要将公务员的正当利益合法化，使其得到公众的整体认同。它还需有效解决“言论自由”的争议，引导社会就这个老问题达成共识。此外它必须有应对各种不测的、宽裕的承受力，让社会能够在高度政治一致的情况下保持轻松。

　　应对这三方面的考验，全体中国人显然都须参与其中，而社会动员和组织方式却不可避免地打上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烙印，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简单。这当中有些元素一定程度上是相互抵消的，至少在现阶段，中国在实践中把握“度”对正确路线的依赖要高于通过不同力量对冲来实现平衡的西方社会。

　　中国之所以感到有些“难”，是因为我们的确在做着全人类意义上的伟大事业。近代以来的国家崛起和繁荣回头看都可以称为“小众事件”，而中国却把现代化引入到占人类1/4人口的最大社群中。它的内在难度和外部牵动性都是前所未有的。或许只有中共这样的力量敢于扛起这样的使命。这是了不起的担当，但历史不会因为这份担当就给予特殊的迁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