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的真正改革，绝非政府盘算一下利弊、取消几个项目那么简单，而是一次政府与社会之间责任与权力格局的调整，一次社会管理体制的根本变革。

　　6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至此，已经有6批、319项职业资格许可被取消。

　　319项职业资格许可被取消，无疑是一张醒目的成绩单，也体现出中央政府简政放权、转变作风的决心。但恰是这样的成绩，可能引发公众的进一步追问：取消的有319项，那么原来一共有多少项？本该取消却还没取消的，还有多少项？

　　据可查询的相关数据，截止到2013年，中央及各级政府共设置职业资格许可1100多项。据此做一个简单的减法，则没有取消的职业资格许可仍然高达780项。

　　面对这个庞大的数字，估计很多人都被雷到了。

　　面对这类话题，媒体的惯性思路，是归纳出一系列“奇葩”职业资格许可，如人造花制作工、松香包装工、木材搬运工……职业资格的名称越奇葩，参与职业资格培训、考试的人越少，似乎越能有效证明设置这些职业资格许可是多么的荒诞可笑。

　　但是，由各级政府设置、主导职业资格许可的最大危害，其实并不在于那些奇葩、偏门，因而少有人光顾的职业，而恰恰是那些正常乃至热门的职业。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自问自答：“花样百出的职业资格准入，极大地抑制了大众的创业就业。可为什么部门一些具体管事的同志仍不愿意放开这些准入？不客气地说，因为有些职业资格许可是收费的、养人的，再说的不好听一点，也不排除有寻租的。”可谓一针见血。由此也就不难推断，越是那些热门的、需求旺盛的职业，越有机会建立一条从卖教材、办培训班，到组织考试、颁发证书的“全产业链”，而且永远不用担心生意冷落。另一方面，这些需求迫切的职业人才，一旦被人为设置的职业资格许可拦在人才市场门外，给市场活力带来的消极影响越大，越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不难设想，取消部分乏人问津的奇葩职业资格许可，虽然也会遇到阻力，却终究不会太大，但要取消那些牵扯到巨大部门利益的热门职业资格准入，遇到的反弹必然相应增大，甚至可能难以推进。

　　因此，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的真正改革，绝非政府盘算一下利弊、取消几个项目那么简单，而是一次政府与社会之间责任与权力格局的调整，一次社会管理体制的根本变革。

　　概而言之，除了部分确实需要统一职业标准的职业，如医生、律师，或会计师、审计师之外，绝大多数职业的准入资格，都应该交由市场判定，正如一个厨师是否胜任，取决于餐馆老板的判断一样。而即使是需要统一专业标准的职业，除了部分直接关系国家安全、人身安全的职业，需要由政府部门设定准入资格之外，大多数职业的准入资格，应该交由行业协会等职业共同体设定和掌握，譬如医生的执业资格应该交由全国医师协会考核，律师的执业资格应该交由全国律师协会考核。这些行业协会不仅更有能力判定某人是否具有入行资质，也更有动力维护本行业的声誉和水准。

　　简政放权、减少包括职业准入在内的行政许可，至今依然是政府的主动选择。这样的主动选择固然体现了政府简政放权的决心，但只要设置职业许可的权力还掌握在政府手里，人们就有理由担心其可能的“收放自如”。因此，从根本上界定政府与社会的权力边界，明确哪些权力、事项属于政府权限，哪些事项应该交还给市场和社会组织，既有利于促进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承担起必要的职责，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的自我发育。政府的宏观指导，需要成熟社会的具体运作相配合，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