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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发展,不等于“大锅饭”和“高福利”
封寿炎
//m.auribault.com 2015-11-11 来源: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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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些媒体对高龄农民工群体的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因为缺乏职业技能,他们中的一些人只能从事建筑、运输等重体力劳动。为了应付与自身年龄和体力不相称的繁重劳动,他们通过频繁吃肉来补充体能。

  这个群体的规模有多大?今年4月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50岁以上的农民工超过4600万人,41到50岁的超过7200万人,两者合计接近1.2亿人。往后10到20年,这批人将逐渐丧失劳动能力,他们的养老问题令人担忧。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具体到高龄农民工群体,在他们的生存、生活、发展、养老、医疗等具体问题上,如何贯彻“共享发展”的理念?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如何才能惠及包括高龄农民工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各群体?

  共享发展,是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到更高水平,对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理念的发展和完善。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最急迫问题,就是在长期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束缚下,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生产效率极度低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理念极大调动了积极性,激发了经济社会活力,解放了生产力,使生产效率获得极大提高,逐渐形成了先富阶层和先富群体。“效率优先”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经济社会保持活力和创新创造能力的保证,必须长期坚持。

  但是,市场机制既然是天然“效率优先”的机制如果没有相应的收入分配调整机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就会成为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之后,群众收入水平、生活质量整体上有了巨大提高。但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一些群体由于各种原因成为新的贫困人口,一些人产生相对剥夺感,甚至对于改革的信念产生动摇。当前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影响到公平正义,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谐。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增加群众的获得感,才能更好地凝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最终实现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共享发展。

  当然,共享发展并非对于“效率优先”的简单否定,更不是回归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年代。它主要是理顺那些不合理、不公平甚至人为扭曲的发展机制和分配机制,使人们实现发展起点的公平、发展机制的公平。在高龄农民工群体的例子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需要调整理顺。改革开放前,优先发展工业、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政策,使农村发展滞后于城市,在工业化、城市化已经实现高度发展的现阶段,应该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来加以调整。农村教育资源匮乏,是导致农民工缺少就业竞争力,只能选择简单重复工作和重体力劳动的主要原因。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大力发展职业技能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农民工收入的重要途径。农民工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建设者,理应享有均等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在劳动就业中获得社会保障和法律保护。作为高速、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土地持续获得了巨额溢价,应该有更合理公正的分配机制,使农民也能更好地享受土地溢价的红利。

  共享发展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高福利。共享的前提是参与,只有参与改革、争当改革促进派,才能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共享的基础在于发展,只有把蛋糕做大,才能有更多红利可以分享。如果将共享发展理解为躺在床上睡大觉也能“从摇篮到坟墓”享受高福利,那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当然需要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其发挥兜底作用,保证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掉队”的群众的基本生存生活。但要实现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主要还是通过理顺发展机制和分配机制,激励人们更积极地投身经济社会建设,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利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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