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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公振:读书崇拜
//m.auribault.com2014-02-10来源: 中工网—《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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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俄罗斯的索契冬奥会。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他说“今年春节中国有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对我来说,时间都被工作占去了,经常能做的是读书。”

    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契机,让我们再次提起读书这件事。上一次中央领导公开提出类似的话题,还是王岐山在中纪委的座谈会上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此书立即在腰封上加入了某某领导倾情推荐的广告语。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读了这本书,倒是书店这本书的销售排行一直高居榜首。

    错误的读书崇拜

    中国人是带有读书崇拜的,本是好事,但是崇拜错了对象。领导人推荐的书值得崇拜,获了大奖的书和作者值得崇拜。崇拜的对象永远是一个直接的客体,而非铅字与内容。就像前几年的莫言热一样,获了诺奖,管他三七二十一管他写的是什么,先买来再说。大部分买书人的逻辑,买书并不是为了读,只是为了买而已。

    这种心态从科举制度伊始就根深蒂固了。读书人的目的是单纯的考试,考试目的是单纯的当官,当官之后会得到社会的崇拜,以至于读书这件事被冠以了足够的功利性。与其说是读书崇拜,不如说是权力崇拜。

    而当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发现读书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得到人们想象中的优厚待遇,反之变得越来越穷酸甚至“倒霉”时,脑子灵活的“倒爷们”开始在时代的浪潮中翻江倒海。权力更直接地与金钱对接,人们多快好省地去掉了“书”这么一个中间人或者遮羞布。读书便被整个社会排挤,落魄至今。

    读书崇拜给人们带来的影响还将持续很久。就像许多人问的,我已经读了200本书,为什么没有感觉?读过的书忘了怎么办?这个社会习惯了立竿见影,甚至不惜揠苗助长。慢慢积累、水到渠成的事情已经不流行了。人们等不及读书十年带来的丰富阅历和和蔼目光,“那些太慢了”许多人抱怨着。可事实却正好相反,是太多人太着急太快了。

    读书得失

    “读书能带给我什么好处”?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心灵鸡汤散发过廉价答案,诸如“遇到更好的自己”、“书读多了内心才不会决堤”、“喜欢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的辰光换成巨大的享受时刻”之类的东西。这些堆砌名词的句子随便什么人一天能写出几百个,虽然无害,但它们的存在填满了人们的空虚,意图把读书的结果瞬间“变现”,只是为了给不怎么读书人的一种看上去很美的功利假象。

    刨去崇拜,真正的读书人是不用别人来总结内心的陈词的,他们有自己的王国,也许是柴静“看见”的东西,熊培云笔下的“思想国”,也许是许知远“一个游荡者的世界”或者梁文道眼中的一个正常“读者”,甚至是商业大亨王强的“书房王国”。

    因为做了读书的微信账号(chinaopinion),每天分享一篇好书摘成了我的日常工作。这篇文章必须精挑细选,甚至要与当下的社会事件有关。越来越多的读者加入进来,账号依旧秉持着聚合同好、分享内容,而不是说服教育的理念。

    “列一个长假读书的目录吧”,周围不少人向我要过书单。如果是熟识的朋友,知道对方的兴趣所在,我也许会分享给他几本看过的不错的书。如果面对的是陌生的人群,我很难把自己的灵魂裸露给所有人展现,也从来没有不自量力到,奢求不爱读书的人从此开始读书,而是只想聚合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罢了。读书这件事不值得炫耀,就像安妮弗朗索瓦在《读书年代》里说的,它甚至很私密。不夸张地说,每本书对于每位读者来说,都是私人订制的。

    尽管如此,读书的独特性并不影响让每个人都能更丰富一些,当然也会让人得到丰富的痛苦。用流行的病症来讲,叫做“选择恐惧症”。如果你不想单线条地活一辈子,你会看到更多的真实,也会冲破更多的幻象,但它不影响让你遇到志同道合的人有更深刻、更喜悦的谈资,而不是关于今日娱乐头条的吐槽。

    对知识的渴求就像一根链条,环环相扣。你可能无法忍受作者频繁引用的内容对你来说却十分陌生,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跟着强大灵魂开始一段新旅程;也可能因为对作者观点的怀疑或不认同,找来其他书籍构建你独立思考的王国城墙;也有可能为一本书废寝忘食,掩卷而泣,久久不能平静;当然,还有很大的可能,你会遇到许多烂书,粗糙的纸张、可笑的内容、糟糕的阅读体验,让你有些怀疑自己挑书的能力,独自承受浪费时间的悔恨。读书带来的得失,全都不是什么特殊的享受,仅仅是一个正常读者的正常权利和遭遇。

    精力都去哪儿了

    原以为新媒体的到来可以扭转这种全民不读书的颓势,事实证明读书这件事很难通过手段来改变。碎片化时间转正后,占据人们眼球的是没完没了的电视剧和全民打飞机式的手机游戏。

    如今中国公共交通工具上,你很难看到有几个拿着书本在踏实阅读的人。“上班已经很累了,哪还有精力再读书”、“我只想放松一下”,为什么许多人仍把读书看做一件很累、很不轻松的事情?

    许多人的观念里读书等于学习,学习等于考试,考试等于升迁,所以等于很累。中国教育的最基本方式不是教人创造,而是激发孩子们撕书的暴躁、毁掉对书的热情——如果教科书也可以称之为书的话。虽说活到老学到老,人们对于读书、学习的这种意识,从未转变成一种人生精力的丰富和自我修养的建设。对于读书的被逼迫感远远大于主动性,“不考试我读书做什么”,这样的问题很难让人有欲望用几句话解释清楚。

    如果把人群以学生和成人化为二分的话。大人们的“后学生时代”除了之前被毁掉的读书热情难以维系以外,沉重的包袱来自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包袱让人们无暇顾及挣钱以外的事情,中国没心没肺的经济增长正带领着中国人民糊里糊涂地买进卖出。

    读书是一项思考的运动。当人们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在如何挣钱中时,剩余的精力便支撑不起来思考的运行。放下书,拥抱娱乐成了简单且唯一的选择。

    这让人有点怀念80年代,GDP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我们比的也不是这个。那时候人们挣得不多,但不用为奶粉和房子担心,工资足够养活一家老小。在“仓廪实”之后,人们开始“知礼节”,有经历运动后对知识的渴求;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是积极的,人们怀抱铅字带来的真实与理想,为自己的去向和中国的未来负责;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是社会上的精神领袖,知识分子有了更重要的社会地位被人尊敬。

    我们不知道这个时代,他们都去哪儿了。

    不能摆脱书

    对读书的错误崇拜,理由根深蒂固,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改变。近些年来知识分子们大部分虽然过得并不好,可还有许多人坚持着理想,支撑着读书这件事。许多独立书店死了——这意味着独立书店不能大把地赚钱——好在还有万圣书园、单向街这样的书店还活着。就像单向街的经营者说的,“如果实体书店注定要死亡,那就让单向街成为最后死亡的书店吧”。这种大气凛然的话,正是从一个文雅的人嘴里淡淡地说出。

    “我在书里开始我的生命,也将在书里结束我的生命。我祖父的书房里到处都是书。他不准任何人清理书上的灰尘,每年只可以在十月份开学之前清理一次。我甚至还不识字的时候,就对那些像石板一样厚重的书怀有敬意。它们或正或歪,像一块砖头一样插在书架上,对我来说,它们就是一块块古老的纪念碑,它们目睹了我的出生,也将目击我的死亡。”这是法国思想家萨特在《词语》一书中最令人动容的一段话。

    当今的中国不缺少读书崇拜,稀缺的是从小就建立起来的对书的敬意、对思想的尊重。书应成为伴随人一生的东西,是最不该死的东西,它目睹一切也见证一切。如果哪天我们真的造就了西班牙作家萨丰笔下的“遗忘书之墓”,寻找书成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或读书只能由某一个权力阶层独享,所有人都将再度变成时代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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