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3月5日，在全国政协医疗卫生界别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分析了热门的“号贩子”问题，指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3月6日《法制晚报》）

挂号费涨价开错了药方

　　张玉胜

　　笔者以为，提高挂号费除了增加患者的医疗负担外，未必能挡住人们向往大医院、热衷专家号的就医脚步，号贩子现象也不会就此终止。

　　用涨价的办法来治号贩子，这一药方或源自“物以稀为贵”的思维支撑。但这种靠价格杠杆调节供需的做法，在医疗领域并不合适。毕竟，到医院就医不同于去超市买菜，老百姓恐难以拥有“啥贵不吃啥”的话语权和选择权。即使挂号费涨了，该看的病还是要看，该找的名医还是要找，否则，又该如何解释有的号贩子将300元的专家号炒至4500元依旧不愁出手？

　　在笔者看来，破解号贩子现象不一定非要扯得很远，只需把住号贩子的票号“从何而来”的源头之关即可。为此，许多人已经提出了颇具操作性的建议。比如，参照火车票实名制和网上购票的成功实践，实行凭身份证挂号或“预约挂号”，将挂号后又倒卖牟利者纳入失信“黑名单”等。我想，把这些做到位了，挂号费未必就要涨，甚至取消挂号费也是可能的。

且慢质疑挂号费涨价

　　张枫逸

　　笔者以为，提高挂号费虽然没有抓几个号贩子那么痛快过瘾，却可以减少一些非理性就医的需求。而且，如果它和减少其他医疗费用、建立分级诊疗体系等联系在一起，这项改革并非不能接受。

　　我国人口众多，医疗资源总体上还不是很充足，特别是优质资源更显得缺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患者动辄“看个感冒也要上三甲”，这种盲目行为无疑给了号贩子逐利的空间。提高挂号费，就是通过运用价格杠杆，实现患者的有序分流。

　　从世界经验来看，价格杠杆是许多国家解决看病难的有效手段。以日本为例，普通民众看病通常会优先选择遍布大街小巷的各种专科诊所。只有在诊所无力医治的情况下，持有诊所医生开具的介绍信，才能去大医院就医，否则会被大医院拒收。即使医院愿意接收，没有介绍信的患者也必须额外缴纳大约3000-10000日元（约300-500元人民币）不等的挂号诊断费用。因此，日本的大医院很少出现人满为患的状况。

　　当然，能否有效分流患者，提高挂号费只是一方面，还需要有关部门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切实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水平，引导市民“小病到社区，大病上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