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郑州语文教师彭帮怀指出人教版新版初一语文书上有30多处错误，并将人民教育出版社告上法院。其后，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官网发致歉信，承认该教材的确存在6处错误。人教社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这位老师反馈前，很早就收到一些老师反馈，只不过此前为“一对一”沟通，直接交流订正。对是否有可能把教材召回，人教社表示，不可能把所有教材召回，这是出版界史无前例的事情。（12月4日《北京青年报》）

    批评：不回应实乃不负责

    “由于时间仓促，出现一些编校问题”，人教社致歉信给出的出错理由，已经让人很不能淡定了；这可是教材啊，全国多少学生要学的，怎么会因“时间仓促”而出现低级错误呢？到底是少了时间，还是少了责任心？然而，更让人吃惊的是，人教社竟然表示“早就收到了一些教师的反馈”；换言之，在彭老师将其告上法庭之前，人教社明知有错却一直不改，只与反馈者“一对一”沟通，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甚至都没在官网上“广而告知”一下。

    这不就是典型的知错不改吗？这算是对教育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吗？如果不是彭老师这次告到法院，人教社是否仍将继续对此淡定地秘而不宣不得不让人怀疑，人教社的道歉究竟是真道歉，还是只为应诉做准备？

    人教社负责人表示，“老师其实也有责任，如果教科书有明显错误，他也应该纠正过来。”问题是，教师的责任并不能代替教材编写者的责任。既然是教育部指定教材，编写者理应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充分尊重挑错者，并及时整改；学生和教师有使用正确教材的权益，出版社对出现明显错误理应承担责任。各类厂商对问题产品都有召回责任，更何况是最应精益求精的指定教材出现质量问题？人教社断然回应“不可能召回”，实在不是负责的态度。

    早就知道有错，却不及时告知师生；被教师告上法庭，才勉强更正硬伤；对挑错教师，既不欢迎也不感谢；对问题教材，明确表示“不可能召回”……凡此种种，简直就是“无与伦比的傲慢”。就是因为教材是教育部门指定的，学校和师生并没有选择权。如果有非常畅通的纠错机制，对社会各界给教材纠错，就像报纸杂志欢迎读者纠错那样，不是置之不理而是笑脸相迎、从善如流并给出奖励，彭老师还用得着去法院起诉，以要求教材编写者纠错吗？（舒圣祥）

    赞扬：一家独大的局面在改变

    人民教育出版社认错了，而且，在其官网上公开发布。在以往，这是很难见到的一幕。虽然人教社并没有认同郑州那位中学教师指出的全部错误，但是，能够承认其中的6处错误并且向全社会发表致歉信已经实属难能可贵。

    人教社，在教材编排、出版和发行领域，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在过去是老大，在现在仍然无所出其右。“人民教育出版社”这7个字，一直作为我们书桌上的最常见汉字，远远比鲁迅书桌上的“早”字，更加印象深刻。而且，不分年龄，从50后到00后，几乎都是学着人教社的教材长大的，这7个字构成了全体国人的集体回忆。

    然而，世无完物，再权威的教材也可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事实证明，人教版的各门教材，确实有些辜负全体国民的希望，具体表现在：使用外国作者的文章不署名、抄袭名家作品、捏造英模故事、存在硬伤死不认账……近些年来，更是有主导国民教育导向的意图：删除《水浒传》文章、删除鲁迅，搞得语文教材越来越缺少激情，味同嚼蜡。

    让老大低头认错，有时是很难的事。因为，承认事实上的错误，有时候是很掉价儿的事。有时还可能招来广大师生的骂声和板砖。但是，教材的编排、出版和发行，不可能一直垄断下去，出版社之间，最终还是要拼实力、拼态度。我国教材的发行出版和订购早已在形式上打破了垄断。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只有诚恳的态度，才能换来更好的口碑；只有更好的口碑，才能换来更大的订单。人教社针对语文教材中的错误和硬伤在网络上发表认错致歉信，是可贵的进步。不仅不掉价儿，而且，非常长面子。这既体现了我国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印刷及发行，正在进行市场化改革，“一家独大”的局面正在发生着改变，而且，认错之后会改错，减少误人子弟的几率是属于“百年树人”的大计。（王传涛）

    建议：道歉后还需做三件事

    说实话，人教社承认的6处错误，技术含量相当低，并没有学术分歧。比如“沭浴”和“沐浴”之误，比如标点之误，纯属马虎所致。可以这样说，人教社的错误，事关态度，与学术无关。这种马虎态度，虽然细微，却影响甚大。鲁迅曾经说过，“校对和创作的责任是一样重大的。”马虎的错误，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创作态度。教材应该是神圣的，面对一本对自己都不尊重的教材，读者谈何尊重。所以，我希望人教社的道歉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认识到这些错误是自己的耻辱；而不是做官样文章，浮光掠影，仅仅为了平息舆论。

    如何能验证人教社是否诚恳呢？我们窥不到人教社工作人员甚至负责人的内心，只有看他们今后的所作所为。在笔者看来，想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地位，让民众、社会、学生相信人教社的教材，他们需要做好以下三点：

    第一，把校对工作推向社会。每学年的教材印刷之前，把教材向社会公布，向社会寻求“一字师”，设立“一字千金”的奖励。第二，社会校对的同时，委托在世的教材选文原作者，请他们校对自己的选文。鲁迅说过，“校稿还不如仍由我自己校。即使怎样草草，错字也不会比别人所校的多也。”同时，作者校稿也可以最大限度避免教材将选文改得面目全非的问题。就如鲁迅所言，“印刷局的校员，可怕之至。他于觉得错误处，大抵以意改令通顺，并不查对原稿，所以有时简直有天渊之别。”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把道歉信印在教材上。这是对热心读者的一个交代，是对自己的一个鞭策，也是对后人的警醒——“我们曾经犯过这样幼稚的错误。”民国时期曾经有过这样的教育法令：“教科用书印刷错误须一律于书后附勘误表并于再版时更正。”这种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和改进，把道歉信印在教材上不妨一试。（姜伯静）

    延伸：教科书一定要“最权威”吗

    郑州这位教师，甘当教科书的“啄木鸟”，锲而不舍地寻找错误，为孩子们净化教科书，令人钦佩；勇于承认错误，虚心接受批评，并表示向包括孩子们在内的所有人道歉，人民教育出版社也令人敬佩，至少，我很赞成他们的做法。

    在多数网友看来，教科书应当完美无缺，否则，就会误导孩子。应该说，这是较为主流的观点。不过，笔者对此并不完全赞同——教科书不必做完美无缺的“最权威”。大家都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教科书也是如此，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难保教科书的编审没有遗漏之处。再者，古语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如果教科书没有错别字，没有错误的标点，没有错误的语法，没有错误的常识，一切都是那么完美无缺，不可挑战，那么，这样的教科书能培养出敢于质疑的人才吗？值得商榷。

    有人担忧，教科书上的错误或将误导学生。窃以为，这样的担忧大可不必有。就像七年级上册语文教材中把“沐浴”写成了“沭浴”，一“点”之差，固然谬之千里，但是，有多少学生是因为教科书上的误导把“沐浴”写成了错别字？可以说，少之又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现在，我倒有个奇怪的想法，教科书不妨故意设置一些错误，让全国的小学生来做“啄木鸟”，找到这些错误，出版社再给首个找到错误的孩子一个小礼物，更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也有利于敢于质疑精神的培养。

    从某个角度看，教育就是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就是把一个个问号拉直，成了感叹号。一本完美无缺的教科书，无法激发学生敢于质疑的思想火花，当学生对教科书唯有崇拜，而不敢质疑时，那何尝不是教育的一种悲哀？（黄齐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