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台湾著名导演赖声川「表坊」创作的舞台剧《暗恋桃花源》，经历了在世界各地戏剧舞台上不同版本样貌的呈现后，日前在上海美罗城上剧场开启30周年纪念演出大幕，使得此前心怀暗恋的观众有幸走进剧场一睹真容。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的夜幕下，一对即将小别的恋人江滨柳与云之凡缠绵不舍的爱情戏，揭开了一段名为《暗恋》的悲剧故事。正当观众沉湎于其间，期待剧情的进一步发展时，导演、助理及另一剧组一班人的上场，留下故事悬念，把观众带入眼前的舞台正在供两个剧组同时彩排的戏剧情境。于是，“戏中戏”的结构方式将两个剧组的两出戏并置于舞台，交错展开。另一剧组编排的发生在老陶、春花、袁老板三个人物间的婚恋故事，以古装戏的人物装扮、一桌二椅的简单陈设和夸张搞笑的荒诞表演，将舞台场景导入充满喜剧色彩的《桃花源》。随着两出戏的交叉演进，舞台时空自由而灵动地转换着，联通古今，穿越地域，时而古代，时而现代。剧中人则行走在上海与台湾、武陵与桃花源间，上演着爱情与人生的悲喜剧。

　　一悲一喜、一今一古两段戏，沿着各自的叙事逻辑在独立发展，初时感觉互不搭调。但随着剧情的推进，透过人物的悲欢哀乐，一根串联其间的主线逐渐隐现，两段似乎违和的故事彼此形成呼应。40年前曾经流亡上海的东北青年江滨柳，因为特殊历史时期的命运安排，从上海落籍台北，如我们似曾相识的许多类似故事主人公的遭际，虽已娶妻生子，家庭美满，但始终难忘昔日的纯真恋情，在病重之际一心渴望见到已至台湾的情人，于是在报纸上登载寻人启事，在病床上数着日子盼望着相见的时刻。在困顿中遭妻子春花和房东袁老板背叛的渔夫老陶，茫然中沿江而上去往能捕到大鱼的上游，却意外进入桃花源中。在享受到桃源仙境的悠然宁静后，他回到家中欲弥合与春花的爱情，重建美好生活。两段戏中的主人公经受着不同的情感折磨，但同样怀着无法忘却的执念，在寻找自己的过去亦或未来。执着追求，是两位主人公的内心意念和人生轨迹，又何尝不是芸芸众生的梦想和写照？

　　活在记忆中追寻过去的江滨柳，与同样结婚生子的云之凡见面后彼此那份生疏客气、告辞之际两双手紧握时的真情流露和那只无奈中许久不肯放下的手臂，如此场景，谁能说得清他在希望中等待的结果是喜还是悲？只身进入桃花源的老陶，见到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源中人，但因为他心中没有放下，春花和袁老板的形象依然在他眼前，他无法“怡然自乐”。待他回到家中欲拯救春花时，凡尘中的春花和袁老板已结婚生子，过着争吵不堪的日子，他们都已经回不去了。这喜剧外壳包裹下的故事情境，又隐含着怎样的人生况味？尤其是两出戏并置相融那段高潮戏，台词的对接、交错，回不去的慨叹与求之不得的种种情感交织，使悲喜在碰撞、转换中模糊了界限，令观者心中百味杂陈。

　　悲中有喜，笑中含泪。两个简单明了的故事、一出完整的《暗恋桃花源》，通过舞台上并行不悖又时而融合的叙述，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演绎出人生的悲喜剧，并将梦想与现实、忘却与记忆、追求与放下、希望与失望等种种人生命题渗入其间，带给观众丰富的感悟和思考。每个人的心中都暗恋着一方桃花源，人生也许就是一个充满悲与喜、不断追寻梦想的过程。然而，何处才是桃花源？离家再次出门的老淘已找不到桃源归路。剧中另一位几次穿插出场、寻找刘子骥的红衣女子，看似游离于剧情之外，让观众感觉突兀而不解。若熟知《桃花源记》中那个“闻武陵人误入桃花源之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的“南阳刘子骥”，便可领悟其中隐含的寓意和韵味。

　　“戏中戏”的叙事方式，拼贴、剪接的组合式结构，为该剧打上了后现代主义戏剧的鲜明烙印。但是，深谙中西戏剧的赖声川，并未照搬西方戏剧的模式一味求新求先锋，而是在剧中综合运用了民族话剧、戏曲的多元表现手法，使该剧游弋于习惯性叙述与不确定思维间，既未让观者陷入面对一地碎片无法串联的茫然，又带给人意想不到的感觉，全然没有众多解构戏剧、实验戏剧混杂、错乱、支离破碎、不知所云的晦涩。与演员不同情境下或细腻或夸张、或温情或犀利的表演和台词相协调，舞台上设计了路灯下的秋千架、嫣红的桃树、病床、桌椅等虚拟和实物道具，时而充盈着温馨、浪漫气息，时而铺陈得零乱、夸张，同时辅之以绘画、投影等影像舞美加以烘托，景随情迁，情景交融：隐隐约约的外滩建筑群把《暗恋》的故事起点定格于旧上海，开满桃花的舞台背景延伸了桃花源的表演空间，老陶划桨“缘溪行”时，舞台上投影场景的动态变换更是与人物戏曲化的虚拟表演融为一体，营造出恍如身临其境的现场感。

　　“暗恋”与“桃花源”两段雅俗共赏、悲喜相交的故事，在创作者巧妙新颖的构思设计与两组演员的精彩演绎下，融为一体，完整地呈现了一出舞台人生的悲喜剧，既充满轻松活泼的娱乐性，又不失戏剧应有的灵魂与品格，让观众在愉悦中体味人生的亦悲亦喜，获得心灵的丰富感悟，体现了赖声川剧作将艺术性与观赏性完美结合的鲜明特色，也成就了这部剧作久演不衰的经典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