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省份公办普通高校的学费将从金秋起上涨，广东、江西已出台调价方案，海南、内蒙古也已召开听证会。高校学费究竟应不应该涨？涨多少算合理？（6月26日《华商报》）

　　事实上，根据媒体的梳理，从 2013年起，广西、福建、山东、湖北、天津等地先后上调了高校学费，在2014年更是迎来了一波汹涌的“涨声”。

　　虽然“涨”字多少有点违和，但“涨”本身是没有原罪的。之所以引来关注，关键是这里的“涨”是否有理有据？能否做到让所有的贫寒学子不因学费而弃学？此前，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曾对此专门做了说明——“学费调整省份不足1/3，收费水平在城乡居民可承受范围内”、“十分重视做好学生资助工作”。

　　关于相对涨幅和绝对涨幅的说明，关于收费与家庭户均收入比的论证，关于国家教育资助体系的叙说，所谓的有理有据有节，姑且不论其数据的真实性，问题的关键是，这与公众所焦虑的“学费大幅上涨”，是否构建出逻辑关系呢？

　　涨幅的多少与涨幅的合理根本不存在印证关系，户均收入与学费的比重，也不能说明涨幅的合理性，而资助体系的完善同样不能成为提高学费涨幅的缘由。“权威解读”唯一所说明的，只是高校学费有所调整的现状和背景，而公众所焦虑的则是高校学费上涨的真实依据和数据核定。如前述所言，虑及物价水平和学校办学成本大幅上涨，学费上涨并非存在原罪，关键是在于能否涨得有理有据有节。

　　在学费该不该涨、怎么涨的问题上，即便是基于纯粹的成本均摊理论，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高等教育的生均成本是多少？虽然早在2006年，教育部就曾提出要核算高等教育生均成本，但至今却未见权威的论定。在伴随高校行政化的财务不透明背景下，这样的曲折是可以想见的。在一些听证会上，虽然也有一些高校抛出了所谓的生均成本，但这种隐含三公经费、高校负债的数据是经不起推敲的。正如论者所说，如果高校一边大手大脚花钱，一边喊缺钱，并以缺钱为名涨学费，这很难让公众相信收来的学费，用到了人才培养中。

　　而从高等教育的公益性来看，在学费上涨的问题上，更应该有细致的考量和利益的平衡。在蠢蠢欲动中制造出“涨声一片”前，首先应有“穷人教育学”的担当和认知。正如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言，“学校的大门是向人人开的。让所有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就是穷人教育学”；其次，应该有对自身社会贡献以及对学生个体成才影响的自我评估。如果不能在人才培养上赢得“掌声一片”，决绝地抛出一片“涨声”，得来满耳的喝倒彩声，也就不奇怪了。

　　于此而言，公众对高校收费的焦虑，与其说是对涨幅的不安，不如说是对财务不透明以及僵化的高等教育体制的不满。而这种焦虑的纾解，也显然不是一次收费制度上的改进所能实现。换言之，高校教育收费要赢得掌声，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高校收费机制上的革新，更期待在差序格局的公共治理下，高校能在存在逻辑和价值上有所革新，能够抛却物质主义的渊薮，特别是在公共价值上有出彩的自我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