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李鹏死于导师张建雨的工厂，再度引发高校研究生教育中“老师老板化、学生学徒化”现象之反思。13年前，记者曾报道过上海另一所高校9名博士生先后向学校要求更换导师的新闻，那些博士生的导师以“无法毕业”相要挟，逼他们在一家公司当廉价劳动力。记者调查发现，那家公司注册地为该导师的办公室，公司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法人是导师妻子。

　　当年的报道引起广泛关注，也引起了一些波澜。但没想到的是，13年后，这种现象并未杜绝，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出现如此惨烈的学生死亡事件。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是中国高校科研之常态，并因此否定高等教育乃至中国科研的巨大进步，否则，怎么解释近年来中国科研的突飞猛进？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中国科研的巨大进步而忽略了科研体制的种种弊端。

　　十几年前的问题至今仍未解决，让人徒生无力与无奈感——它不仅仅事关导师的师德或曰“义利观”，还说明当前的科研体制某些环节出了问题。现在不少导师只能靠个人品德、学术良心来从事科研工作，但掌握了很多资源的导师，却没有相应的机制来制约、监督，只能靠导师自身的道德约束，而道德约束与现实利益比起来实在太脆弱。在导师与研究生关系异化的问题上，理工科比人文社科要严重得多，后者一般是学生吭吭哧哧写篇论文或写本书结果被导师第一署名，而前者却涉及经济利益更高的科技行业生产贸易，还有危险的化学实验。

　　具体而言，有两大关系需要厘清：其一，高校科研经费申报与评估的关系。导师作为申报课题经费的主体，为申报而申报，申报成功是最大也是最终的成功，但这笔经费最终是否取得了科研成果，导师是否与学生一起运用这笔经费做科研，则缺乏科学的评估，甚至无人过问，只要找到足够的发票来报销即可。其二，主导科研项目的导师“教学”与“经商”的关系。不少导师游离于“老师”与“老板”两个身份之间，他们的志趣在于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还是把学生当成自己项目甚至公司的廉价劳动力？

　　两者之间有逻辑相连：高校以导师项目多、课题多论英雄，导师则利用自己掌握的学生、学术资源，把争取到的课题全部转移到自己带的学生头上，自己则忙着继续跑项目、要经费，甚至成立公司当老板，把课题当产业，把学生当民工，以教学、科研为名剥削他们的体力与智力，假若不从，就不让学生顺利毕业。从这个角度来讲，被一些“老板导师”压榨的研究生，甚至连民工都不如——民工还有最低工资标准呢，民工还能讨薪呢。

　　不厘清这两个关系，就无法恢复正常的师生关系，就无法回归导师“人师”的本质，就无法规范导师如何行使导师职权，尤其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更无法避免少数无良导师肆意压榨学生，超越职权范围安排甚至胁迫学生从事与攻读学位无关的兼职（甚至是全职）。在欧美高校，导师身份是被严格界定的，鼓励高校教师创新、发明，但对教师是否在公司兼职或创业有明确规定，教师可以在利用自己的知识产权创办的公司担任两年顾问，但接下来要么做老师，要么做老板，只能选一个。

　　跟西方不一样，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要亲密得多，所谓“天地君亲师”，教师地位排序只在天地君亲之后，其地位尊崇，可想而知。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教师学问固然应当足以传道授业，道德亦应为社会之表率，所以只要“老板”压榨不是太过分，学生也不至于反抗。而最终选择反抗的学生，大多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不得不选择这道德风险极大的“师生反目”。这是难言的悲哀。要知道，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手把手教学生做实验，曾经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潜心科研、薪火相传的典型场景，淡泊名利、学术至上也是历代学人能有大成的基本品质。

　　这一切，不该被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