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两位大学校长先后表示要加快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北大校长林建华称，“如果能够把级别去掉这是最好的……对于去行政化肯定是有好处的。”上海大学校长金东寒则承诺，放弃过去的科研工作，专心做一名“职业校长”。

　　在人们印象中，大学校长是一份非常风光的职业。但就大学校长的个人感受而言却未必如此。对外经贸大学校长曾说，“大学校长是中国最难干的职业之一！”清华大学校长也曾感叹，中国大学校长是全世界最忙碌的校长。校长为何“难干”？根源就在对校长的角色定位不清：学术上要做带头人、博士硕士要亲自带、行政事务一大堆……既是学者又是领导甚至还是官员，分身乏术自然“难干”。此次北大、上大校长的相关呼吁，从本质上都是给“校长”身份做减法，让校长不再“难干”，也是高校去行政化的有益尝试。

　　在中国，如何做大学校长？尽管不同立场的人们都有各自观点，但职业化、专业化无疑已成为社会共识。

　　一者，让校长迈向职业化、专业化，首先需要逾越的障碍就是行政化。在我国，不同高校都设置了不同级别，大学校长也对应拥有了不同行政级别。尽管顶层设计早已明确，“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学校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但大学去行政化的步伐还不够快，更需要作出制度安排来整体推进。反倒是在中小学领域，淡化校长行政级别、设立校长职级制，已在贵州、深圳等多地实施，摘掉了校长“官帽”。在这方面，不仅大学要向中小学学一学，更要呼吁有关部门加快改革速度和广度。

　　二者，厘清校长“服务人员”的核心职责，相当重要。此前湖南大学校长承诺任内不申请新的科研课题，不招收新研究生，也带来了一个疑问：大学校长还要不要搞科研、带学生？若以职业化、专业化的要求来看，校长必须懂教育、懂管理，但未必非得是一流的学者；或者说学术成就只是锦上添花的加分项，校长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管理上，为教师和学生服务。举例而言，若校长上任后自身不再有什么学术成果，但因管理得力促进校内师生搞出了更多学术成果，作为学者他未必是成功的，但作为校长却一定是成功的。

　　三者，校长职业化、专业化，还需要内外部的改革联动。外部要落实办学自主权，内部则要推行教授治校。眼下，高校从招生录取到专业设置，往往都需要上级部门的审批。很多时候，校长也只是嵌套在行政体系中一个被动的执行者。只有加强高校办学自主权，才能让校长真正成为一校之长，打破高校的行政束缚。这当然不是要无限扩充校长的权力，通过在学校内设立学术委员会以及类似“理事会”等机构，完全可以做到让校长专心管行政，把学术和教学留给教授们话事。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曾有句名言：“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搬搬椅子凳子”只是做好服务工作的一种泛化表达，但这绝不是贬低校长，相反这说明了做好服务才是校长最应该、最重要的工作职责。让校长当好师生的“服务员”，不再“学者、领导、官员一肩挑”，才能让大学校长回归到“教育家”的本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