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问题教材应建追溯机制

　　近日，北京林业大学教师施兵“找茬”大学英语教材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无意间发现一本大学英语教材的错误，使得他开始了历时两年对大学英语教材的“找茬”历程。通过查阅100多本教材和资料，他撰写了一份近30页的《大学英语教材质量分析报告》直谏教育部。（11月18日《京华时报》）

　　唐伟评论说:一般来说，一种产品如果出现了质量问题，那么生产或经营的厂商，除了要进行产品召回之外，还要赔偿消费者的经济损失。教材作为一种特殊产品，理应要求更严格。然而现实却是，教材出现问题之后，鲜有出版社和发行商对其进行召回，消费者也难以通过相关途径有效维权。过错追究和处理如此宽松，出版商和发行商就难以树立“质量第一”的底线意识，其责任也会在粗制滥造过程中日益丧失。要改变教材问题不断的状况，一方面要完善教材从编撰、审订、出版、发行和采购的“追溯机制”,实行责任连带的追责制度,另一方面要建立问题产品召回等补救措施，逐步完善问题教辅材料的补偿和黑名单制度。

　　“局长高危”实为监督高危

　　近日，广东省清远纪委官微转发了《广东纪检监察》对清远基层教育局长腐败频发的长篇剖析，2010年以来，清远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了7名教育局长或副局长，其中“一把手”5人，副局长2人。（11月18日《广州日报》）

　　司马童评论说：短短五年，清远市就有7名教育局长或副局长倒在腐败路上，再度证明了“监督高危”后必然响起的“廉政警报”。当地纪检部门意味深长地提到，到案发时已担任教育局长八年的赖来新，曾获得“全国招生工作先进个人”、“清远市模范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而在2007年，赖局夫妇甚至还被评为了“英德市模范廉洁夫妻”。可见，“局长高危”实为“监督高危”。换言之，应严格用权制约，畅通阳光监督，不能让防患未然的“廉情预警”沦为摆设,而应早早用今天的“严是爱”来预防和杜绝将来的“宽成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