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20年前，5位并不十分知名的作者合写了《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我是其中之一。那时还是风行《北京人在纽约》《大撒把》的年头，没人料到这次出书竟然成为一个“国际事件”，影响之大搞得作者自己都有点hold不住。

　　我们都非专家，也缺乏写作政论的经验。这么一本粗糙的书能在当时引发舆论热潮甚至被认为在思潮史上划分了一个时代，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不管你高不高兴，“说不”都已成为时间轴上的一个标符。而从20年前弱者姿态的“说不”到今天有关是否还需“说不”的玩味，也印证了20年来的天翻地覆。

　　20年前的《中国可以说不》是偶然性和必然性交叉的“奇迹”样本，是草莽冲撞夹缝穿越的结果。回顾当时的出版行业，民间运作空间远非今天这样自由，业内有着明确约束：出版物勿对外交事务说三道四。跨过20年的时空错落，现在已是别样氛围。比照眼下媒体评点外交事务，很多当年的“惊人之语”不再惊人，诸如自抑、自贬甚至自废的言论比比皆是。因此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当年这本书侥幸过关，“劈裂”能量有多大。1996年，美国大使馆和我们接触，希望了解作者观点是否反映真实的民意。美国外交官当时获悉这样的反馈意见：制裁中国会让一般人民不高兴，而非彼岸有些失意的中国人向美国人拍胸脯保证的那样“再加一捆稻草就会压垮骆驼”。这个插曲说明，“说不”也是人民外交，在抗争中发挥了正面作用，至少是在特定情势下给了彼岸一个真实的信息传达。就这样，5个年轻人虽然“位卑”但却无意中触碰了某个轮轴，随即引发震动。说我们“借力”也好侥幸也罢，“说不”的现象级事件终究与中国发展的大势形成了呼应。

　　这本书出版后我们遭到一些指责，那些指责后来多被证明是何等的草率。其中，有关我们“炒作”营销的批评，我们断然不能同意。那些批评者可谓内心复杂，他们一方面试图告诉你这个“现象级作品”不是真实的国族情感，急着翻页，一方面却又懊恼于不得不去应付。当时那些怪诞的解读除了宣泄不满之外实在无足轻重。当年我们就说，每个人都置身于一种国际关系之中，这个观点现在看来越来越对，一切脱离这个基本面的“高级”论证都是在给自己挖坑。

　　首先对自己“说不”，当年就有特定用意，彼时对社会上某些人不良精神状况的描摹后来证明没有夸大。“说不”以后的年代是一个“让子弹飞”的时空。它导致了一个重要后果，那就是思想状况的“反启”。随着对所谓“民族主义”的反扑，对立双方直率的交锋和摊牌便开始了。推动思想“反启”的一干人等给中国人设定了一个通向彼岸的走廊，他们对“普世”予以了浪漫描绘，声称摒弃“说不”这些人的小农思想而去拥抱世界，是净化中国人精神的必由之路。有意思的是，当年海外一本批判“说不”一书的文集讥讽我们是“利用爱国的道德优势”，随后“道德优势”立即在批判者的话语体系消失了，而“爱国贼”则成为那段时间最“令人瞩目”的发明。更为荒唐的是，一些当时对爱国者表示出坚决不调和的媒体，竟然给了石原慎太郎和李登辉足够的“客观”解读，他们用决绝的口吻裁决：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不应有“爱国贼”任何的杂音。一段时期内，貌似他们几乎要胜利了。如果没有国际局势的变量，他们很可能提早就宣布胜利了。

　　遗憾之处就在于他们成功的时间过于漫长，长到一些难以掩盖的丑陋面相终于浮出水面。国人终于认清：“爱国贼”这种错乱的修辞才是对当代文化真正的蒙羞。随着年轻一代介入争论，生吞活剥西来价值观的“启蒙者”们不断被打脸，他们的路径疏离了普通大众的基本情感。20年前尚且如此，那么今天当西方逼着中国人更加团结的时候，那些“启蒙”者们的惯性就更加不合时宜。

　　用网络段子说，20年间，我们“就是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中国可以说不》出版后的整整20年间，舆论拉锯一直没停息过。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让这种争论的结果不言自明。（作者是北京资深媒体人，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作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