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案中检讨环境治理上的缺漏，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法治化治理体系，可能更是治本的要义所在。在对直接责任人进行刑事侦查的同时，也需关注执法监管自身是否到位。

　　上海垃圾偷倒苏州太湖的消息一经披露，就引起舆论广泛关注。记者6日从苏州市公安局获悉，“太湖垃圾偷倒事件”犯罪嫌疑人孙某、曹某、王某等12人因涉嫌污染环境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仲某、徐某等6人被依法取保候审。

　　以“污染环境罪”启动立案侦查，体现出执法部门对事件的高度重视。我国刑法修正案（八）通过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取消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改为了“污染环境罪”，并就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出台了专门司法解释，目的是发挥刑罚功能，为当下严峻的环境污染提供治理利刃。本起偷倒垃圾事件数量之多、性质之恶、影响之坏，足以构成刑事立案的理由。但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污染环境罪，偷倒垃圾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的定罪标准，还需在严格的证据认定和正当的司法程序基础上作出判断。同时，即便定罪在本案中实现了个案治理目的，也不意味着刑事治理就能完全杜绝此类事件发生。在我看来，严格有罪必究很必要，而从个案中检讨环境治理上的缺漏，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法治化治理体系，可能更是治本的要义所在。

　　本案中，初步调查显示偷倒的主要是生活垃圾，其中也夹存有建筑垃圾。这种行为的违法性是显明的，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及《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管理办法》等，都对这种偷倒行为明确规定为违法。需要追问的是：在立法已经明确行为性质及具体法律责任情况下，为何还有违法者如此胆大妄为？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违法成本过低，不足以震慑到违法者；二是违法行为缺乏严格的执法监管，以致不断“做大做强”。

　　从违法成本看，对偷倒生活垃圾的行为，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都规定处罚上限为5万元。这种标准既不符合新环保法“史上最严”的立法导向，也对那些违法牟利的单位束手无策，急需根据新环保法的精神进行修改，例如提高处罚幅度、实行按日计罚不封顶等，以提高违法成本减少违法的利诱动机。从执法监管看，诸多立法也都明确了环保执法部门的监管职责。而公众关注本案的焦点是：上海的生活垃圾为何能够被偷倒太湖？其中有没有执法监管部门失职渎职？形成这种利益链的过程中，执法部门又在哪儿呢？因此，在对直接责任人进行刑事侦查的同时，也需关注执法监管自身是否到位，因为只有严格的执法监管，才是从普遍性上纠治此类事件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