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对野生动物放生进行规范和管理。三审稿增加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将野生动物放生至野外环境，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产，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6月27日新华社）

　　放生原本是爱护动物与尊重自然的善举，然而近年来，由于放生不规范、不科学等原因，“放生变杀生”的新闻报道屡见报端。这不仅有违放生初衷，更是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以及生态环境。每一次“放生变杀生”事件发生后，尽管政府职能部门、公益组织和普通民众都对其进行了强烈谴责，且苦口婆心地宣讲“莫使放生变杀生”的大道理，但“放生变杀生”乱象并未得到有效遏制，根源何在值得追寻。

　　从生态学角度而言，任何一个类别的生态系统都是关联度非常强的体系，随意增减系统中某个生物或改变它们的比例关系，都可能损害、打破系统的健康和稳定。这也是某些放生行为由善举沦为恶行的根本原因。比如，违规放生非本地物种会导致外来物种疯狂侵入，挤压本地物种的生存空间，破坏生态平衡。即使放生本地物种，也必须选择做到“五适”——合适的物种、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方法以及合适的数量来放生。此前曾有媒体曝光浙江温岭、山东淄博、河北兴隆曾发生过在居住小区或村庄附近放生毒蛇的事件。其中河北兴隆苗耳洞村被十余名放生客放生上千条蛇，逼得村民紧急参加“打蛇行动”，便是一个教训深刻的反面教材。

　　一些人为何会选择错误的放生方式？具体原因难以枚举，但归结起来不外乎如下两点：一方面，由于放生者普遍缺少专业放生的知识储备，对于动物的生活习性、物种的动态平衡等知之甚少，放生时往往想在哪放生就在哪放生，想放生什么就放生什么，却忽视了对类似放食人鱼、毒蛇、鳄龟等放生行为破坏生态环境的风险评估。另一方面，目前我国有关“放生”的法律体系不健全以及监管执法的缺位与疲软，导致每当发生“放生变杀生”事件时，社会舆论往往只能给予道义上的谴责，对任性放生者未能产生有效的警示、教育、威慑作用。

　　此次修订草案三审稿的亮点，除了明确放生技术指导、监管单位外，更是规定了放生行为的法律后果，即对任性放生果断说“不”，要求放生必须科学理性，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规定，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可见，三审稿是对放生乱象一次精准的把脉问诊，其效果值得期待。

　　当然，立法规范放生行为，只是整治放生乱象的重要一环与关键一步。遏制放生乱象，从根本上讲，还需要职能部门及公益组织大力传播与倡导文明、理性、科学放生的理念，使放生者从内心里认识到善待生命的真谛，真正敬畏生命与法律。如此，任性放生的行为，才会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