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多起医疗领域触目惊心的事件凸显了当下医患矛盾的加剧，不禁让人们思考医疗体制改革的初心与方向。

　　纵观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医改和新医改两个阶段。医改从1985年启动，新医改以2009年4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为标志，迄今已七个年头。从医改到新医改的转变，根本上反映了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三医”（医疗、医保、医药）领域，完全、充分地市场化并不能提供满足老百姓需要的医疗服务供给。实践证明，医疗体制改革首先必须坚持公益性这个基本原则，坚持公益性是新医改之魂。

　　医疗服务是兜底的社会公共服务，坚持公益性为老百姓带来了实惠，这离不开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近年来，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逐年增加，财政部一项数据显示，2009年到2015年全国各级财政医疗卫生累计支出达56400多亿元，年均增幅达20.8%，比同期全国财政支出增幅高4.8个百分点。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医改前2008年的5.1%提高到2015年的6.8%.其中，中央财政医疗卫生累计支出达15700多亿元，年均增幅达21.9%，比同期中央财政支出增幅高9.8个百分点；医疗卫生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从2008年的2.35%提高到2015年的4.23%.

　　然而，另一组数字也提示我们新医改存在的问题：个人绝对卫生支出从2008年的5875.86亿元上升至2012年的9654.55亿元，较2008年上涨了64.31%；卫生总费用更是上涨了91.44%，2014年全国医疗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达5.56%.也就是说，尽管财政医疗支出大幅增加，但距离百姓需求仍相差很远。

　　如何让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益，更好体现新医改的公益性方向？这需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进理顺机制、优化存量的改革，统筹医疗资源之间的供需矛盾，建立更加符合我国现阶段实情的医疗体制。例如，建立分级诊疗制度，通过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机制，把大医院和基层医院建设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发展共同体的医联体，有效改善区域医疗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国家卫计委表示，今年将在70%左右的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最少扩展到200个试点城市。

　　又如，推广实行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家庭医生在西方国家非常普遍，经过规范化培训、合格的全科医生作为疾病防治的第一道防线。目前在上海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大医院把一定数额的专家号、床位号给签约的家庭医生掌握，由家庭医生搭建起分诊转诊的桥梁。家庭医生制度打破了当前以疾病为中心、不连续、没有责任制的医患关系，对老百姓的健康实行责任制管理，这种尝试在实施过程中还需要政策配套和完善。

　　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医疗保障的投入，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经济增速、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坚持医疗体制改革的公益性不能仅盯着财政资金，还应该发挥市场机制在公立医院改革、基本药物制度、医保管理制度等具体环节中的作用，以市场手段服务公益事业。同时，政府应加强对市场的监管，通过完善体制机制，推进民营医院的健康持续发展。在公立医院管理中的核心问题——药价管理上，政府必须坚持管控药品零售价并动态调整，而在采购环节，则应放开医疗机构与药品供应商谈判，让公开的价格竞争机制能够正常发挥作用，避免“以药养医”带来的种种矛盾，促进制药企业优胜劣汰，以此将医疗改革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