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师大学生滕刚杀人案进入公众视野已经有段时间了，案件以凶手作案手段的血腥、凶残激起了民众的极大愤怒和震撼。人们很难接受如此恐怖的情节竟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且是一名高校学生所为。而当媒体发布消息称嫌犯滕刚有精神病史时，公众舆论更是再一次哗然，认为这是替嫌犯逃避惩罚或者减轻判罚的做法。有网友甚至表示“满满的都是套路”。

　　就此次案件，具体判决结果还有待相关部门的披露，但不可忽视的是，目前公众对嫌犯是精神病患者现象已经开始表现出广泛的、强烈的排斥感。那么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我们又该如何消除合理判决中的公众舆论误解？等等，这些都是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众所周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意识。在国人的伦理道德中，杀人就该偿命。如果作案动机不足以引起公众的同情，且社会危害性巨大，公众对案件的“自我审判”中，往往倾向于严惩犯罪分子。

　　并且类似案件曾多次发生，特别是去年南京“6·20重大交通事故”中，肇事者被鉴定出患有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进而从轻判罚，未能给出让公众信服的解释，已经使很多人对嫌犯是精神病患者产生了“思维敏感”。导致嫌犯患有精神病被烙上逃避法律制裁的标签。

　　其次，精神病司法鉴定的信任危机。目前国内精神病司法鉴定的主动权掌握在审判机关手中，且鉴定人员也来自其指定鉴定机构。鉴定过程如何进行？鉴定结果如何确定？公众很难知晓。而鉴定过程是否存在权钱交易？鉴定人员是否面临“现实压力”？等等细节的不透明，很容易使公众对精神病司法鉴定产生臆想。

　　同时，我国的鉴定方法以“话聊”为主，配以脑电图、心电图等理化检查和心理测验，最终得出结论。由于缺乏客观指标和精确的现代医学检查手段，精神病症状主要靠临床医生的学识和经验来识别。因此精神病司法鉴定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主观判断决定判罚，公众肯定难以认同。由此使得精神病司法鉴定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困境中，不论鉴定是否正确，公众始终对结果持有质疑。

　　此外，舆论与法律的冲突。根据刑法18条相关规定，只要嫌犯在作案过程中被鉴定精神不正常，则“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短短数字就高度概括了精神病违法犯罪的法律适用范围，并没有涉及精神病患者其不同违法犯罪行为所对应的具体判罚，比如：无罪、有期徒刑（年限）、无期徒刑、死缓等等，以致判罚的法律依据比较模糊，一旦舆论与法律判决有出入，法律又不能给出合理、明确的解释，民众往往难以信服。

　　因此，如何让公众对嫌犯是精神病患者买账，首先需要公众提高自身素质，理性、全面看待，不能以个人的“自我审判”取代法律审判。同时也需要相关部门依法履责，强化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监管，提高鉴定水平和正确率。更要求法律制定部门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与时俱进，保证判决有理有据，使人信服。

　　虽然很多执法者都在“抱怨”被误解，但不可否认，误解源于信任的缺失，希望被理解，就应有所作为。既然法规、程序等因人而生，为何不能因人而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