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不妨为有合理需求的代孕行为谨慎放行。当然，在此之前，必须对申请主体资格、申请流程、代孕机构、实施规范、各方法律关系等作出明确且严格的法律规定。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新增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该草案时，多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对于代孕不应一棒子打死，“禁止代孕”可改为“规范代孕”。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旨在推行计划生育国策，即便政策已经全面放开二孩，但现实中仍会出现滥用代孕技术超生的情况，因此，相关立法拟对代孕予以规定，可以理解。实际上，卫生部2001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就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目前，代孕在我国是违法行为，也因此，本次草案拟对代孕进行一刀切禁止，才引发广泛讨论。实际上，对法律草案进行讨论，甚至对现行法发出不同声音，是民主法治社会的正常表现。我们不妨抛开现行法的桎梏，对“代孕”本身是否具有必要性、正当性进行纯理论讨论。

　　代孕一直以来是个敏感话题，不少人极力反对。反对者通常认为，代孕将引发诸多违法行为，比如违法超生、非法行医；代孕将产生诸多法律纠纷；不少代孕者因非法医疗机构条件有限，身体受到伤害，等等。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对于先天性子宫发育不良或某些遗传病不能正常受孕的妇女，借助代孕技术或许是她们获得血亲后代的唯一选择。一刀切禁止代孕，会在事实上否定她们的生育权，以及她们配偶的生育权。对这些人，能否通过立法赋予她们辅助生育权，实现矫正正义？我认为，立法不妨为有合理需求的代孕行为谨慎放行。当然，在此之前，必须对申请主体资格、申请流程、代孕机构、实施规范、各方法律关系等作出明确且严格的法律规定。

　　代孕，除了涉及法律问题、技术问题，还涉及伦理问题，而且伦理问题尤为突出。这就要求，相关法律在出台前，需要经过广泛而充分的讨论，尽量达成共识，如此，代孕才能在现实中被更多人接受，也才能真正惠及不孕者。

　　本报特约评论员 舒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