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近些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门新的“生意”——解救陷入传销的人士，但反传销也存在着种种乱象，例如收费高昂、手段涉嫌违法等等，因此备受诟病。（8月10日《新京报》）

　　传销是为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行为，尤其很多传销组织，利用欺诈、非法拘禁等手段控制受害者及其家属，更强化了传销的非法性与罪恶性。因此，传销本应是公安机关、司法机关重点打击的对象，而解救陷入传销、被非法拘禁的人士，也应该是公安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于某些原因，司法机关并未切实尽到自己的职责，致使陷入传销人士往往绝望无助、其家属也往往求助无门，在这样的情况下，“反传销”就应运而生。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缺乏针对个体在面临侵害时的救助机制。在前国家状态，这种机制可能是民间自发组织的，可能是宗族组织的，也可能是市场提供的；而在国家状态，这种机制就应该是国家组织的。但是，如果国家的相应机制缺席，民间就有权利组织自救，市场也会衍生出相应的商业化服务，这应该是社会的常识。所以说，民间自救乃是司法缺席的必然结果，在司法缺席的情况下，民间自救就无以避免。

　　诚然，民间自救中必然会出现一些“乱象”，但这难以避免。因为，一则，民间自救需要经费支撑，不可能长期依靠组织者自掏腰包，只有依赖求助者的费用支持，久而久之，民间自救往往就会转化为一门市场化的生意，成为明码标价的商业活动。二则，既然传销中存在着大量的非法行为，反传销行为若秉持道德洁癖、持守法律底线就根本无法应对，只有游走在灰色地带、依靠必要的非法行为才能奏效，虽然这种行为可能是一种“以暴制暴”，但实际上，司法机关打击犯罪所依赖的也是合法的“暴力”，而民间自救活动中的非法行为乃是对公安机关合法暴力行为的模拟。

　　从根本上说，司法的缺席导致了民间自救的商业化与非法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味地指责民间自救的商业化，而要求他们将公益性坚持到底，或者一味地批评他们的非法手段，而要求他们秉持道德洁癖、坚守法律底线，客观上不仅无助于真正解决问题，而且会助长传销的恶果。

　　再者，相比反传销非法行为的“恶”，传销及其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行为是一种更大的“恶”，即使是法治社会，也应该宽容以较小之“恶”来反抗较大之“恶”的行为。如果说，民间自救的乱象伤害了法治秩序，那首先应当为此负责的，是司法机关的作为不力以及传销组织的犯罪行为。

　　所以，当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射到民间自救的乱象中时，真正应当关注的问题，是公安机关到哪里去了，为什么那么身陷传销人士的家属会选择求助于市场，而不是选择求助于公安机关；以及为什么反传销组织的生意这么好，而公安机关立案、出警却这么难。

　　更进一步，如果说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确实有无法解决的难处，那决策者、立法者应当考虑将一部分公共安全服务交给市场与民间，适当授权市场承担起某些本应由国家公权力提供的服务，适当允许民间采取必要的手段自救。

　　总而言之，国家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或者增加公共资源，或者适当授权市场，目的就是让公民在面对非法侵害时有求助的渠道与机制。否则，国家若是一方面垄断所有的公共资源与公共权力，而另一方面又往往在现实的生活中缺席，使得公民求助无门，这既是反人性的，也将可能导致更隐蔽、更暴力的非法自救行为，导致社会陷入以暴制暴、罪恶循环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