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供给学派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与政策体系，只是它的倡导者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机制及政策主张等方面有如下一些共同的看法：（1）否定凯恩斯定律，肯定萨伊定律。他们依据萨伊定律，断定供给是实际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因而极力主张政府不应当刺激需求，而应当刺激供给。（2）强调国民产量增长率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经济中的劳动和资本的配置的有效利用起主要决定作用。（3）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政府干预过多，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特别是要改变国家干预的方向和内容，更多地通过减税实行“供给管理”，更多地依靠市场的力量自动调节经济。（4）采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和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相适应，为了保证无通胀的经济增长，必须恢复金本位制，只有金本位制才能稳定货币价值。（5）大幅度地和持续地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以及增强储蓄和投资的引诱力。（6）主张减少失业津贴，以刺激人们更多地去寻找工作而不愿长期赋闲，主张削减对劳动就业征收的工薪税，或者削减对增加就业的企业支付补助金，以鼓励增加劳动需求。总之，供给学派积极主张政府应放宽管理经济过多的不必要的法律条例，以增强市场机制的作用。缩小政府开支，大规模削减福利开支，提高私人的投资能力。还建议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以改进或增强劳工的地区和职业的流动性，特别是竭力主张减少所得税和降低边际税率（对收入增加部分所征收的税率），以便鼓励人们努力工作，或增加储蓄和投资，从而提高就业和产出量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并使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在供给学派的这些政策主张中，最主要的是减税。

　　二、对到供给学派的基本立场现在，有些居心叵测的人把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甚至借机宣扬“新自由主义”那一套。他们教条地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源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管理。具体而言，它发端于萨伊定律，完备成熟于供给学派。这种认识是偏颇的，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必须澄清的是，我们从隶属于经济自由主义阵营的诸多流派中汲取改革营养元素、寻找部分理论依据与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完全是两码事，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借鉴人类文明发展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大势，根据严峻复杂的国际发展环境和日益加大的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立足我国国情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规律上的又一重大创新成果。它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对我们当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借鉴价值“Supply-side Economics”一般译为“供给学派经济学”。其实，也可将之直译为“供给侧经济学”。有些人于是据此加以发挥，指出供给学派只有“供给侧”改革，没有强调“结构性”改革。在此基础上认为供给经济学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只注重扩大生产规模而忽视供给结构调整，同我们所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全是两码事。这实际上是对供给经济学的严重歪曲与极大误读。其实，供给学派极力主张进行结构性调整，促进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从衰退部门向增长部门转移，促进资源由消费转向投资，甚至建议资源由政府部门转移到民间部门以期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在对待供给经济学问题上，我们既要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与私有化的泛滥，但也不能“妖魔化”，甚至全盘否定，而是本着一分为二的原则进行客观评价，最终达到洋为中用、去芜存菁之目的。除了上述政策主张以外，供给学派关于减税、减少政府管制、取消或废除那些限制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必要的甚至过时的规章制度、刺激资本形成、奖励技术创新、降低公共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高竞争程度和降低市场刚性等政策主张对于我们当下的全面深化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