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是华东理工大学研二的学生，5天前，他在上海一家工厂的爆炸事故中不幸遇难，此次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记者调查发现，李鹏的导师张建雨持有事发工厂的股份。李鹏家人及同学介绍，张建雨在上海、浙江等地投资有多家工厂，之前，他曾多次安排学生在这些工厂进行商业研究或实习。（5月29日《新京报》）

　　一位风华正茂的研究生死了，死在导师参股的工厂里。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发生这场意外事故，导致李鹏不幸遇难，那么李鹏还将继续为导师近乎无偿地打工（导师每月只发给他300元）。而且更糟糕的是，这绝不是个案。

　　当下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确存在一些亟须正视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尤以“导师成了老板”体现出的微妙关系最为严重。在这样的关系中，导师与学生之间不再是知识传授与合作的学术共同体，而是老板与雇员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其中还夹杂着大量的利益冲突。

　　当导师把学生变成了廉价劳动力，学生迫于学习及未来毕业的压力，屈从于导师的不合理要求，首先带来的后果是学生的人格处于随时被矮化的境地，不仅要完成导师交代的学术任务，更要将很多时间和精力放在“老板”所提出的工作绩效考核上，甚至会产生前者让位于后者的恶性趋势。导师无心教书，学生学不到真正的知识，沦为一个为完成导师利益诉求而奔波的劳工。

　　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场景从原本纯净、指向学术研究和发展的象牙塔，挪到了充满铜臭味的交易场，双方的心态也会发生变化。学生对于导师不再是仰视的姿态，反而可能会因为工作过程的某些利益计较，产生对导师的愤怒与不满。导师则彻底从学术的圣殿中自我驱逐，瞒着学校经商、压榨学生权益的行为，恐怕连普通商人都不如吧。

　　在这其中最大的受害者是学生以及他们的亲人。学生在浪费大好光阴，哪怕最后拿到一个所谓的学位，所有关于学术追求的梦想都已经消失殆尽。亲人们不曾知道，自己心爱的孩子忍受着这么多的煎熬，换来的不过是人格受辱、求知被阻。这是比导师老板剥削孩子几个工资更难以估量的人生代价，也是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最坏结果。

　　追究这起事故自有司法部门，当事人张建雨会受到学校和法律的双重问责。可是，追问把学生当雇工的导师还有多少则是整个教育体系必须严肃对待的大事。这样的畸形生态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李鹏，不能再失去更多因为导师变老板、从而丧失人生理想的好学生，也无法承受大学沦为少数人挂着学术头衔却干着包工头勾当的商业卖场。

　　对于导师把学生当雇工的现象必须予以厘清，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关注的不仅是那些心怀他念的导师，更是要审视导师何以能滥用权力的体制弊病，并且尽快开出根除药方，恢复导师与学生之间对等的人格和学术关系，让研究生教育真正成为社会发展专业研究和教育模式、培养更多研究型而非打工型人才的孵化器。这需要的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大讨论、大变革，由内而外地形成改革动力，如此才能完成高等教育从“商品化”泥潭中爬出来的艰难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