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贴在大学校长身上的个性化标签，也是对一种稀缺品质的呼唤，希望在他们身上找到能代表大学真正价值的不一样的品格和气度

　　大学校长以个性化言行而在网上走红，近年来成了这一群体闯入公共视野的一种特别方式。比如，锐意改革、勇于探路的敢言校长朱清时，善用网言网语、被学生称为“根叔”的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等。还有近几年一直颇为引人关注的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前不久又因为几年前一段演讲视频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这种方式带来的关注，不是坏事，也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简单。

　　众所周知，现代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是多重而复杂的，并非某一个标签能概括。上级的要求可能是治理者、教育家，教师的希望是学问家、服务者，学生的期待是解惑者、引路人，而公众的看法是知识分子、社会名流。同时满足这些需求，需要很强的沟通和领导能力。校长本人的个性虽然重要，但似乎还不足以诠释这一个公共角色最重要的内涵。

　　教育界有句名言，“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要想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它的校长。”公众关注大学校长的个性，并不只是表达对其个人风格的臧否，还传递出一些言外之意，即“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有调查显示，民众对于大学校长的不满与批评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身份官员化，二是治校不专业，三是行为平庸化。从这个角度理解，那些贴在大学校长身上的个性化标签，也是对一种稀缺品质的呼唤，不过是希望在他们身上找到能代表大学真正价值的独特品格和气度。

　　人们对这种大学价值并不陌生。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大学校长都做过精彩的阐述。比如，蔡元培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梅贻琦强调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张伯苓推许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些熠熠生辉的教育思想，超出了个性的层面，指向学校、教师、学生乃至社会对优质高等教育的共同愿景。尽管我国高等教育在各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但这种质的层面之愿景属于只能不断接近的目标。今天的大学校长们即便只是重申这些观念，也足以引领大学前进的方向。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些汲汲于改革创新的校长同时认为，不折腾也是最基本的教育规律。

　　在治理层面，真正塑造出这样的共同愿景，难度是综合性的。对学校管理而言，必须同时运用理性和文化两种力量，在遵从科学管理规律并研究人文熏陶的基础上形成治校方略。从现实来看，我国大学校长的学术素养和社会影响力是一流的，但作为教育管理者的能力储备有结构性欠缺。一项对112所“211工程”大学的最新调查显示，教育学背景的校长仅占4.3%，尽管87.2%的校长认为最应该扮演的角色是教育家，却只有38.3%的人自认做到了这一点。

　　实际上，在一个知识爆炸、互动爆棚的时代，学校要提供更多服务，社会期望也在不断增加，校长们面临新的诉求和新的责任。和前辈们的苦口婆心、耳提面命相比，今天的大学校长可能还要降低一些姿态才能引起年轻人听的兴趣。他们要谈论的话题范围更大，对舆论的反应速度也得更快。比如，学生们对一些校长有亲近感，不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架子，幽默有趣，非常健谈，更在于他们在学校管理上也有敏锐的洞察力，“学生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校长信箱写信，甚至可以直接跑到校长办公室反映，一般很快就得到回复”。

　　从这个层面讲，学校领导者适度地释放个性和情感力量，对学校的组织管理文化不失为一种激励，它和制度管理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甚至可以说，制度本身也有一种形象，需要示范和引领。只要奔向共同的愿景，个性鲜明也好，持中守正也罢，都是可以接受、值得尝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