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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耕身:邵东杀师少年有病,那么药呢
//m.auribault.com 2015-12-10 来源: 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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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问教育对学生的心理评估是否有了体系,对“反社会人格”是否有了主动干预的手段与途径?别忘了教育的本质,除了升学率之外,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看到他倒下时痛苦的眼神,我就不自觉地想笑。”“我从来没把他的命放在心上。”“我的世界就我一个人。”——湖南邵东县少年杀师案尽管已多有报道,但当媒体再次带来少年接受专访时脱口而出的这些话,公众的表情仍然为之无语,为之愕然。这样的一个少年,本身就是一把锋利的短刀,不仅刺向了他的老师,也刺疼了所有的人。

  12月4日早晨,在父母眼里“内向乖巧”的邵东少年小龙(化名),当着母亲的面,杀害了班主任滕昭汉。在邵东县城小龙父母租住陪读的“家”中,小龙的父亲失声痛哭:“我读书少,只读了四年,也不知道怎么教孩子才叫教得好。我们对不起这个学校,这个老师……”

  少年的这种暴戾之气从何而来?在媒体的叙述与刻画中,小龙作为一种反社会人格的形象已然毋庸置疑。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特征,比如高度攻击性,缺乏羞惭感,不能从经历中取得经验教训,行为受偶然动机驱使,社会适应不良等,都不难从小龙身上获得印证。甚至作为此类人格形成的主要危险因素,即“拒绝型养育方式、父亲低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低”,在小龙身上也都得到印证。少年这是病了,可是对于社会来说,有药吗?

  事件发生后,邵东官方也在积极检讨应对,比如开展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辅导、学校安全隐患排查等。但行政手段的药,能医好反社会人格的心理病吗?

  早在2003年河南杨新海特大强奸杀人案发生后,舆论就提出,对“反社会人格”形成过程的干预和阻断,是新的社会课题。然而十多年过去,试问教育对学生的心理评估是否有了体系,对“反社会人格”是否有了主动干预的手段与途径?显然很难称“是”。而临床表明,反社会人格障碍通常在少年后期达到高潮,对于它的干预与阻断,教育本身其实至关重要。别忘了教育的本质,除了升学率之外,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我没有替少年开脱的意思。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反社会人格犯罪与一般犯罪一样,均负有完全责任能力。但是我也认为,社会也应对少年杀师案反思。我注意到有媒体以“记者手记”的方式,斥责有些评论“了解得太少,评价得太早”,认为一些媒体把问题草率地扣上“教育顽症”的巨大帽子。但谁又能否认,此类事件中真的不存在一些常见的“教育顽症”?常见而未杜绝,才更值得反思。

  一位温和、负责、优秀的老师,毫无征兆地倒在学生的刀下,我们为之痛惜。但也应看到,一个“内向乖巧”的18岁少年,当他以这样的方式将自己的一生断送,也是一件让人痛惜的事情。相关报道见A16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杨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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