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新京报》报道，作为深圳首个70后正局级女干部，深圳市大鹏新区党工委书记刘燕日前辞职引起广泛关注。媒体质疑她是因为“裸官”辞职，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刘燕辞职有其个人原因，但多个信源表明，刘燕确属“裸官”，其丈夫拥有海外户籍多年。

　　作为个人选择，刘燕的辞职可以理解，选择也应该得到尊重。然而，作为一名官员，任职期间她从未有公开信息披露其“裸官”身份，组织部门则称不能确定其是否为“裸官”，却令人吃惊。公众有理由追问:如果不是因为辞职被媒体“盯上”，她是不是仍会以“裸官”身份担任她不宜担任的职务?她这种情况，是孤例还是有一定代表性?

　　早在2009年，深圳市即在全国率先明确规定，凡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者加入外国国籍或者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从媒体公开的刘燕履历看，2009年之后她先后担任共青团深圳市委书记、深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和深圳市大鹏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按照深圳规定，这些职务都不是作为“裸官”的她适合担任的。

　　“我先生八十年代末留学移民，98年回国。我在建控(1997年7月至2001年2月刘燕任深圳市建设投资控股公司开发部副经理、经理)工作期间相识，后于98年底结婚，我2001年加入公务员队伍。”刘燕发给记者的短信，似乎意在表明，先生在和她结婚之前就已是外籍身份。不过，配偶加入外籍时间的早晚，并不影响“裸官”认定。今年中组部下发《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对“裸官”的界定是: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她的“裸官”身份无疑。

　　因为不清楚什么是“裸官”，所以多年来她一直未向组织披露自己，尽管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却也不能完全排除。不过，无论她是刻意隐瞒还是疏忽漏报，组织部门都必须反思“如何发现‘裸官’”的问题。一旦官员不主动申报组织部门便无从发现，“裸官”治理效果就将大打折扣。

　　发现“裸官”，鼓励公众举报是个好办法。而公众积极参与的前提之一，是相关信息的充分公开。今年2月26日，中央第八巡视组向广东省反馈巡视情况时，提到广东一些地方“裸官”问题突出，要求对“裸官”开展专项治理。6月6日发布的《中共广东省委关于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显示，广东省共对866名干部作出了岗位调整处理，其中包括9名市厅级干部。然而，被调整岗位的都是哪些人?9名市厅级干部中是否包括刘燕?对于这些问题，公众直到现在仍一无所知。“他是裸官，组织部门也许已经知道并处理了”，当举报可能做无用功的时候，公众举报的积极性会大大降低。这正是信息不明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