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从机关经费管理、因公差旅、公务用车等多个方面，对防止党政机关的公款浪费行为作了系统的制度规定，其中诸多规定让人眼前一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90170名网友进行的调查显示，97.8%受访者支持将公款浪费行为立法论罪（12月17日《中国青年报》）。

    正方：入罪正当其时

    长期以来，挥霍浪费公款现象愈演愈烈，屡禁不止。有资料表明，我国行政开支中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的“三公”消费就高达9000亿元，占2012年全国税收近10%.之所以造成这种现状，据说是因为“法无明文不为罪”。官员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悖论：把公款放到自己的腰包里那才是犯罪，而把公款吃了喝了玩了只不过是违纪而已。纪监、检察机关对此往往也是束手无策，无所作为。

    人们因此呼吁公款浪费入罪。此前黑龙江大学党委书记杨震代表建议，为规范公款浪费行为，应在刑法中增设挥霍国有资产罪。杨震介绍，我国现行刑法对国有资产的保护主要有两项罪名，一是贪污罪，二是私分国有资产罪。但在实践中还存在介于此两种行为之间的行为：即大肆挥霍国有资产，有的一顿饭就能吃掉几万元甚至更多。行为人既没有贪污也没有私分，但公款浪费，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实际上是在耗费民财，制造不公，使税负增加，民众福利下降。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有必要用刑事手段进行规范。为此，杨震建议，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违反国家规定肆意挥霍国家资产，数额较大的，以挥霍国有资产罪论处。

    近些年来，很多人大代表、专家学者也提出，希望通过追究刑责，对挥霍浪费公款行为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虽说，对数额巨大的挥霍浪费公款是定性为贪污犯罪，还是在刑法中新增罪名仍可探讨，但将挥霍浪费公款的行为由纪律处分升格为刑法惩罚，并非没有必要。

    君不见，现实生活中，相当一部分官员都信奉“公家的钱只要不装进自己口袋，怎么花都不怕”的挥霍准则，将大量公共财富化为乌有，如此糟蹋公共财富造成的社会后果，并不在贪污受贿之下，对公款挥霍惩罚不力，已成为法律上的一个缺陷。给挥霍浪费公款者“上刑”，无疑是司法实践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仅能够有效震慑挥霍公款的违法犯罪行为，更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吴学安）

    反方：还是要慎重

    我认为，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公款浪费入罪当慎重。

    正如某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粗线条的法规，不应该过度介入“细腻”的生活细节。公款吃喝浪费固然可恨，也很有必要予以打击，但将其一律认定为刑事犯罪却太过了，在现实中也很难操作。

    首先，浪费的标准不容易明确。在现实的公务接待中，什么样叫浪费，浪费到什么程度才构成犯罪？很难界定。

    其次，治理公款浪费，缺的不是制度，也不是刑罚，而是制度的有效执行。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免职、降级、开除等党政纪处分，只要能得到严格执行，足以让贪吃挥霍、浪费公款的官员望而却步，足以让浪费公款的人付出足够的代价，何必用刑罚呢？

    最后，还要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和文化传统。公款吃喝浪费行为必须坚决反对，但客观地说，这在我国官场上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任何一种沦为社会现象的问题，其产生肯定有其“问题之流”与“问题之源”的两大方面，光治“流”而不治“源”，必然是治理时清澈，治理过后又恢复污浊。“重刑化”只能干预“问题之流”，却不能对“问题之源”产生根本性作用，不从“问题之源”处下手，问题又会换一马甲卷土重来。

    严刑峻法，绝非法治文明的体现，更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刑罚不是万能的，以之惩治犯罪，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最后手段，能少使用就应尽量少使用，谓之谦抑。凡是适用其他制度或法规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就不要将其入罪；凡是使用较轻的处罚就足以达到目的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近年来，我国重刑主义有所抬头，一遇难题，先想刑法。动不动就呼吁立法，呼吁重刑。正因如此，才会有人建议设立“见死不救罪”、“闯红灯罪”、“袭警罪”、“包二奶罪”等罪名。这种依靠重刑来治国的思路，恰恰是管理短视的表现，是法治的倒退。（三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