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近举行的首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上，有心人注意到，国际大赛纳入了中国元素：中国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半决赛的规定曲目。这不仅是创举，用比赛组委会主任余隆的话来说意味更加明确：“全球顶级赛事中第一次有了中国作品，……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的确，用中国元素的作品诠释我们的文化自信无疑更有意义。

　　说到文化自信，国人会很自然地想到屹立世界文明之林的中华文化，她繁荣、繁衍，拥有绵延数千年的文化源流——我们有理由，也有资本自豪。因之，很多人在讲述文化自信的话语中，都将视野投向传统，这本身当然没有问题，但作为“自信”的主体，仅仅着眼于过去显然是不够的：必须立足当下、放眼未来。

　　回视、想到令人骄傲的传统文化虽然映射出了文化基因的生命力，展现了生机勃勃、连续不断的文化脉动，但客观说，只是仅有过去的光芒是不足以铺陈文化自信的，在心理上，“留恋”过去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昔日辉煌、现在暗淡的失落记忆。

　　真正的自信是立足于进行时的，而不是回忆过去时态。自豪于世界之林的文明、文化从来就不是僵化的，而应该是发展的，是在发展中趋向完善的。带着昔日的风采，我们知道从哪里来，要探寻未来的方向，我们还需明确向何处去。

　　另一方面，文明、文化价值理念不是抽象的，不是空泛的说词，它需要有具体的象征符号。要诠释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不说空洞的口号，即便是理论建构的大厦，如果没有具体的构成原子，也容易沦为梦幻的说词。文化自信必须有形而下的代表标识。

　　这些年经济跃升，国力日趋强盛，但作为文明、文化的典型标识元素——审美、价值体系的扬弃和建构，也就是文化的自信，实事求是地说，尚未获得与经济地位同等的声誉。其中的缘由，一方面是在过去的时光里，立基于自身、面向世界的价值观念梳理确有不足，另一方面则有可能是，我们在宏大层面着力宣讲的同时，对微观叙事，比如表达生活理念、族群价值的具体元素欠缺理性的阐述，而这些，都需要个性化的、组成集合体的个体成分来表达，像一部小说、一支乐曲、一幅画，等等。

　　文化的自信，或者说价值观的认同不是孤立的，更不是闭门自持的孤芳自赏。它需要不同文化体之间的交流，进而消除歧义相互理解，最终走向共识。在此基础上自信才能够成立，没有认同，自信无疑是自欺的妄自尊大。从这个角度出发，泛泛的语义（思想标签）表述，决然不如具体鲜活的价值载体——如有声有色的影像作品——细润无声地润泽更容易影响广泛的受众，更能达成不同文化体之间的互敬和交融。

　　中华民族，无论是主观的视野，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定义的“想象的共同体”，还是客观的地域、血缘、种族的融合，甚至是语义（不是语言）、文化、道德释读，文明同源，价值同构，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更需要向世界呈现我们的自信。

　　然而在我们勇于表达自信的同时，还要善于表达自信。

　　“协奏曲”源于西方，但并非必须贴上西方标签的“玩偶”，即便是“古典音乐”也是超越国界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既承续了“西方”的音乐传统，又圆融了西洋乐器的技法，更重要的是它有鲜明的、纯粹的中国元素，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梁山伯与祝英台》不只是很好地诠释了音乐这门艺术，更重要的是，它以自身的杰出，充分展示了华夏文化的自信。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作为不需要翻译的语言，这部充满中国元素的协奏曲，赢得不同文化体系的欢迎。新生代的国际小提琴大师文格洛夫（Maxim Vengerov）、沙汉姆（Gil Shaham）演奏全本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很好的说明，这也是文化自信的他者证明。同样的道理，像科幻小说《三体》，其承载的信息量，完全超越了小说，甚至是文学的领域。

　　总之，华夏文化的自信需要表达，也应该展示。但比较起一般的叙说、抽象的阐述，我们更需要富含中国元素、具体生动的作品来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