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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谈阔论:重金难买好译作
金星
//m.auribault.com 2015-11-23 来源: 中工网—《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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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从报上得知,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准备在其书友会中发起众筹项目,用以重新翻译经典名著《国富论》,而最终的翻译者将获得千字500元这一“史上最高翻译费”。

  《国富论》是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的一本经济学专著,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本书首版于启蒙时代的1776年,国内出版的第一个译本是由严复翻译的,时间是1902年。百余年来,这书经过多次重译,至今已有七八个版本。重译外国经典名著这件事,以笔者之见,当今情势,即使有重金之酬,恐也难以产生超越以往的上乘之作。

  翻译讲求的是“信、达、雅”,只有这三者的有机融合并完美呈现,才算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玉成”。可这绝非易事,一个翻译家意识到的和必须要做的其实还有更多。屠岸因翻译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济慈诗选》而著名,他曾有这样的体会:“要做好文学翻译,需要深刻掌握两种语言的精髓,而这其中,更重要的是掌握本国的语言和文化。因为好的文学翻译要把自己完全投入到翻译对象中,体会原作作者的创作情绪,最终用母语再表现出来,这要求译者必须打下深厚的中文基本功底,领悟汉语言文学的精髓,使之融入血液才行。”至于具体的翻译,傅雷又曾在《翻译经验点滴》中说道:“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四遍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咂摸出来。”除了翻译者本身的功底及翻译态度,一个以此为业的人是否具有人文情怀显然更应注重。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翻译视为一生的事业时,翻译也就成了体现其精神和思想的主要方式,并试图以此去影响社会,开启心灵。

  今年以93岁高龄谢世的我国著名翻译家草婴,他以60年的执著,一个人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这一壮举在全世界都属独一无二。因为在他看来,托尔斯泰作品的全部精髓就是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能带来世界和平,能带来人与人之间的爱。而在每天平均只1000字的翻译进程中,“我把文学翻译当作艺术创作来对待的,逐字逐句地直译不是文学翻译……再创作应该体现原著的精神和艺术内涵,而只有把翻译技术和艺术结合起来,这样的译者才是翻译家”。由此而来的成就与他人的感佩,就如冯骥才在《草婴先生》一文中所表达的:“对翻译家的崇拜是异样的,你无法分出他们与原作者。比如傅雷和巴尔扎克,汝龙和契诃夫,李丹和雨果,草婴和托尔斯泰、还有肖洛霍夫。他们好像是一个人。你会深信不疑他们的译笔就是原文,这些译本就是那些异国的大师用中文写的!”

  但也正如有人所悲叹的那样,“草婴是一个翻译时代的代表者,他的去世,可以看做是那个时代的结束”。这话所涉及的范围颇广,但当下翻译、出版因急功近利而导致的粗疏、草率及精准、雅致的缺失,显然是足够扼腕的事。鲁迅文学奖中设有文学翻译奖,颁发到第五届时终于难以为继,出现了空缺。国内专设的多个翻译奖,在主要奖项上也屡有空缺。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需要的是字斟句酌,但在市场诱惑面前往往是急就与蒙混,而不是负责任地斟酌和推敲。一位严谨的译者曾告诉笔者,有一年诺奖颁奖,一家出版社给他打电话,请其翻译一部获奖者的作品,要求两个月内完成。他说这不可能完成。但出版社不这么想,他们要追求新闻效应,颁奖之时即出书,利益最大化,而如隔个两三年,黄花菜早凉了。可见,如今翻译与出版所造成的缺憾,诸多方面都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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