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尽管中央三令五申，推进新型城镇化不能靠行政命令、搞运动式，但一些地方仍在人为推高城镇化率数字。此举不仅没有提高城镇化水平，反而让一些农业流动人口拒绝“被城镇化”，并影响着我国未来的政策走向。

　　根据规划，在“十三五”期间，我国要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其中，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从2015年的39.9%上升为2020年的45%。也就是说，国家支持更多的农业流动人口变成城市市民，享受城市的社保、医疗、教育等各项公共服务。但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民工进城买房落户并不如想象中推行得那么顺利。报道显示，多数人愿意买房却拒绝落户。这让不少人深感意外。

　　官方调查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0年里，户口“农转非”近乎停滞。农业流动人口为何拒绝“被城镇化”？曾经梦寐以求的“农转非”为何遇冷？从观念上来看，与上一代流动人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逐渐从生存型转变为发展型。进入城市之后，他们的目的不再仅仅是挣钱，追求的也不仅是一纸户口，而是上升到了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农业流动人口不愿“农转非”针对的是中小城镇，并非大城市。对他们而言，中小城镇固然可以轻松落户，但城市公共服务的吸引力远远不够。相比之下，手中的土地和宅基地反而更能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和长远利益。

　　除此之外，一些地方上的实际情况也变相阻碍了农业流动人口的“城镇化”。从一些地方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举措来看，农业用地被征用为非农业用地几乎是一段时期内较普遍的现象。但目前各地政府举债、土地指标都在收紧，加上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导致约束增多、配套滞后、激励不足。尤其是作为农民就近城镇化的“主战场”，中西部地区的城镇财政收入普遍不高，多数都在吃财政饭。这让这些地区农业人口转移成本承担资金主要依赖土地出让收益的路走起来越来越困难。加上当前很多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情况并不乐观，也加剧了新型城镇化资金的紧张程度。

　　除此，一些地方尽管经济发展较快，农民失地之后得到的补偿也相对较高，但其在就业机会选择和社会保障方面并未跟上，一部分农民获得的失地补偿并不能成为其安身立命之本，很快会沦落为无田可种、就业无门、保障无着的群体。另外，一些地方尽管针对推动新型城镇化出台了大量政策，但这些政策与基层实际情况和操作能力并不能匹配，基层迫切期盼的财政转移支付、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安置等问题都悬而未决。

　　城镇化进程不能一蹴而就，单纯靠运动式、命令式的做法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无益。唯有逐本溯源，从农业人口最关心的问题上深耕，着眼于进城之后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发展得好，才能为新型城镇化真正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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