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SCI至上”，科研资源配置方式面临重大转变

　　2月18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下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通知，明确规定“对创新能力的评价突出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审慎选用量化指标，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评价的直接依据，评价结果减少与资源配置直接挂钩。”“学校……在资源配置时不得与SCI相关指标直接挂钩。”科技部会同财政部研究后，于2月23日以科技部名义发布了《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而在2月21日，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联合发布《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要求“高校停止对专利申请的资助奖励，大幅减少并逐步取消对专利授权的奖励，”“坚决抵制高校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排行榜。”

　　在短短的时间内，国家有关部委密集发布文件，制定政策，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论文论“英雄”的简单、粗放的科研资源分配方式，进行坚决调整，倡导树立正确的资源配置方式，建立科学的科技评价体系，无疑是我国科技评价政策的重大转变，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坚决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障痼疾的积极探索，是正本清源、真正解决多年来存在的科研评价导向偏差的重大举措。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SCI论文成为我国科研资源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资源分配的主要依据。影响国家科研资源分配的评价体系，往往依据申请者现有的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高低，判断是否予以资助。这一科研评价机制严重影响了科研工作者的科研动机，扭曲了科学研究的目的。不仅理工科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也不甘落后，形成了SCI衍生物“SSCI和CSSCI至上”。两部委发布的文件颁布之后，“SCI至上”的科研评价体系必将被打破，沿袭多年的科研资源配置方式也必然面临重大调整。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说的科研资源的概念，限定在国家对科学研究经费的投入。

　科研资源的配置，要紧扣破“SCI至上”背后的要义

　　近年来，伴随我国经济实力的大幅度提升，国家对于科研经费的投入也连年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全国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在2018年为19677.9亿元，比上年增加2071.8亿元，增长11.8%。2019年的数据统计尚未出来，但是一定会超过2万亿元。这就是中国的科研资源总量。《Nature》（《自然》）在2016年6月曾发表一位英国科学家的文章《数字中的中国科研》，作者是该杂志的长期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中国的科研体量快速增长，而且质量也在提升。中国科研资源投入在2010年位居世界第三，低于美国和欧盟；2014年，位居世界第二，超过了欧盟，仅次于美国。文章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科研投入将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按照国际通行的分类，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研究，中国2018年三类科研活动所占科研资源比重分别为5.5%、11.1%和83.3%。长期以来，国家庞大科研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科研项目、人才项目、研究平台等方式下达，通过各类政府科研基金项目申请，课题结项，科研成果奖励，人员职称晋升，学位点评审，学科评估，长江学者、院士等人才项目的遴选，重点实验室平台的立项建设等，完成科研资源分配。具体到高等学校的科研人员，获得的科研资源，包括从国家财政获得的纵向科研项目经费，从企业获得的横向科技研发经费，还有学校因为他们的科研成果奖励给他们的奖金支出。

　　我国巨额的科研投入，取得了全世界科技论文总量第一的结果，但与此同时，我们在国家创新力方面的提升并不尽如人意。此番国家强力出台文件，明确反对“SCI至上”，破除SCI指挥棒，不是为了再树立其它一个指挥棒，而是优化学术生态，在全社会为科研工作者营造一个可以潜心研究、消除急功近利思想的创新氛围，克服浮躁，通过长期积累和持续攻关，促进高校科技创新活动回归初心，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本质是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创新质量，立足服务贡献，注重原始创新，实现重大突破。这就需要我们的资源配置率先做出革新，而这样的革新不是简单的破除“SCI至上”，而是要依上述理念，做好资源配置工作，营造风清气正、利于致学的学术环境。

科研资源配置时可适当考虑缓评、少评、不评

　　近20年来，我国科研评价体系从以往的平均主义走向侧重绩效主义，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使“量化主义”泛滥，从国家层面到部委再到学校甚至院系，在配置科研资源时都以量化评价为基本评价方法，使科研工作者和大学教师不堪重负。破除“SCI至上”，科研资源配置在调整时不仅需要不唯SCI，还要在我国科研投入总量不断加大的背景下，营造出良好的科研生态，促进科技创新力的迸发，适当考虑取消那些不必要的科研评价活动，至少先在学院层面甚至高校层面减少、取消不必要的评价，让科学家和大学教师从繁重的学术锦标赛中解放出来。

　　同时，建议提高专家学者的科研启动费，且对基本科研经费缓评、少评甚至不评，使绝大多数专家学者不为申请基本的科研项目所苦恼，也从各类检查、考核、评比中解脱出来，进而激发他们的创新力，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飞跃。科学史告诉我们，世界上很多重大技术创新和科技发明，并不是利益驱动的结果，而是科学家凭借个人兴趣完成的，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科学研究氛围，可促进他们凭借兴趣，潜心教书育人、开展科学研究，做出精品成果。

　　此外，在资源配置时要破除“唯帽子”顽瘴痼疾。一段时间以来，科研资源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唯“帽子”倾向，使各个大学为了争夺人才，对有头衔的人提供高额的年薪制，到处抢人、挖人，人才流动陷入无序状态。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面临人才流失的巨大压力。对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重视。破除“SCI至上”，也需要同时破除“唯帽子”现象。面向广大科研工作者，提倡奉献精神，倡导学习“两弹一星”科学家群体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思想上涤除“唯论文”的逐利根源，淡化科学研究的功利性，追求科学研究的真理性。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对大学、学科、学位点建设和优秀人才项目，投入高额的经费支持。对于这些投入的绩效评估，能够少评、缓评的，也要尽可能少评、缓评，不要急于去进行量化评价。

　　我国一直有重点建设一批大学的成功经验。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从重点大学、211大学、985大学到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双一流”建设的发展过程。在不同时期，国家都投入大量经费。目前，对于“双一流”建设的设想是五年一个周期进行建设成效评价，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一评价中我们要贯彻落实新近发布的文件精神，淡化量化指标，更多关注“双一流”高校的特色发展和对国家乃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关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完成度，关注“四个服务”的达成度，这应是“双一流”建设的本源。

　　科研资源配置还要充分认识到学科评估是一把双刃剑。在四年一轮的学科评估中，大学为了追求学科评估的排名，迫使教授们急于拿项目、搞科研、发文章、出专著，疲于奔命，难以静下心来教书育人。其实，一个学科没有10年、20年的积淀，是很难有大变化的，而大学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如何在搞好学科评估同时，引导大学重视教学，重视人才培养，是一个挑战，科研资源配置要在这方面做好引导。

对不同类型科研工作资源配置要依赖不同的评价路径

　　《意见》提出对不同类型的科研工作应分别建立各有侧重的评价路径。科研资源配置也要对不同类型的科研工作依赖不同的评价路径。

　　在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研究的资源配置上，要坚持技术创新第一。2018年，我国投入应用研究经费2190.9亿元，占总投入的11.1%，比上一年增长18.5%；试验发展经费16396.7亿元，占总投入的83.3%，比上一年增长10.9%。二者合计占科研总投入的94.5%，计18587.6亿元。对于这一部分科研资源的配置，应以研究的实际贡献和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实际效果作为依据，而不是论文的数量与论文的多少。比如在航天航空领域、海上大型船舶技术、高铁、自航绞吸挖泥船等重大技术领域，以服务国家或者地方重大战略需求为引领，解决人类和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以及关键部件、实验装置（系统）、应用解决方案等，都是评价依据。

　　基础研究资源的配置要以灵活、多元、富有弹性的科研评价体系为依据。2018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全年科研经费总投入的5.5%，这个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高。但是总额也达到了1090.4亿元。对于这部分科研资源的分配，应积极探索改革僵化、刚性的科研评价，建立富有弹性的科研评价体系。论文是基础研究成果产出的主要表达形式，高水平、高质量，有创新价值，体现服务贡献的学术论文还是应该受到鼓励，但与此同时，要坚决摒弃“以刊评文”，不简单地以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直接判断依据，而是要合理使用相关指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式，将评价重点聚焦到论文的创新水平和科学价值，在给科研工作者创造宽松的创新环境的同时，鼓励创新，做真学问。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学术专著、国家级重要报刊上的理论文章，为国家或者一个部门、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所提供的决策咨询报告，如被采纳应用，也应予以承认。本质上，这些成果要比一些SCI、SSCI、CSSCI文章更有价值和意义。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需要多年沉淀之后才能分出优劣，但现在很多地方都是当年对上一年度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进行评价和评奖。这样急于评价的结果，怎么能把优秀的成果评选出来？这样的评奖，又怎能经受得历史的检验。从某种程度上讲，科研资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配置时，更需要改革目前泛化的“一刀切”、刚性、僵化的科研评价方式，建立多元、灵活、柔性的评价体系，更要依赖同行评议和代表作制度。同时，立足本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却在评价中过于看重外文期刊发表的情况，也应尽快纠正。

　　对科学研究活动进行评价，是全球性难题。我国开展科学研究评价，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起步较晚，没有自己的评价体系，采取拿来主义，将SCI、ESI、SSCI、HI指数等概念全盘拿过来，这既有尚处于发展阶段历史局限性的必然，也是缺乏自信、创新能力和勇气的表现。我们要看到，在短时间内彻底扭转已经根深蒂固的“SCI至上”、唯论文现象，消除弊端，尚有一定困难，但是，克服“SCI至上”的种种弊病，势在必行。既要破，也要立，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要积极探索，提高国家科研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尊重科学规律、繁荣科技创新的科学评价体系。

　　（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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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对于科研经费投入连年大幅度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全国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在2018年为19677.9亿元，比上年增加2071.8亿元，增长11.8%；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R&D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9%，比上年提高0.04个百分点。按照科研投入类别分，全国基础研究经费109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8%；应用研究经费2190.9亿元，增长18.5%；试验发展经费16396.7亿元，增长10.9%。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所占比重分别为5.5%、11.1%和83.3%。如果按照科研活动投入主体来说，各类企业投入科研经费15233.7亿元，比上年增长11.5%；政府所属研究机构科研经费2691.7亿元，增长10.5%；高等学校用于R&D经费1457.9亿元，增长15.2%。企业、政府所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用于R&D经费所占比重分别为77.4%、13.7%和7.4%。

　　2018年，国家财政科学研究投入9518.2亿元，接近总额的二分之一。财政科学研究投入与当年国家财政投入之比为4.31%。其中，中央财政科学研究投入3738.5亿元，占财政科学研究总投入的比重为39.3%；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投入总额为5779.7亿元，占比为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