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染性疾病的挑战

　　非传染性疾病的威胁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也逐渐趋同。诸如心脑血管疾病、肥胖症、癌症、中风、糖尿病等原本被视为富裕社会才有的慢性病，也开始在资源匮乏、卫生系统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滋生蔓延。精神疾患、暴力及伤害等风险亦不断增多。据WHO的官方数据，非传染性疾病业已取代传染病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主要“杀手”。

　　2016年，在全球5700万死亡人数中非传染性疾病占71%，其中五分之四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细分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心脑血管疾病占31%、癌症占16%、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为7%、糖尿病为3%，孕产妇、围产儿及营养状况致死总计为20%，伤害占9%，剩下的慢性病占14%。全球疾病与死亡模式的转变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环境卫生、医疗服务和粮食供应的普遍改善。这也表明提升疫苗接种覆盖面的公共卫生运动获得了斐然成就。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条件、生活方式、职业选择、消费行为与观念以及行为模式等健康决定因素都悄然发生了深刻变化。互联网快速普及，消费文化扩张，全球采购和商品营销盛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已经并将继续受到垃圾食品和含糖饮料的负面影响。

　　公共卫生干预的全球化

　　自1948年成立以来，世界卫生组织（WHO）就在引领全球公共卫生运动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作用。过去数十年，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并推动各种公共卫生实践，其中包括疫苗接种，讲究个人卫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如肥皂洗手、戴口罩），搞好环境卫生（像改水改厕）、强身健体，母乳喂养，及改变不良习惯（如抽烟酗酒、随地吐痰、不戴避孕套及不系安全带）等等。作为拥有194个成员国的多边国际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也与各个成员国携手应对传染病和慢性病等健康挑战。

　　迈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疾病的全球化也呼唤公共卫生干预的全球化。每当重大传染性病魔降临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地区能独善其身或孤军抗击疾病的入侵和蔓延。一些公共卫生体系薄弱，卫生筹资能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则更易被“攻陷”。有鉴于对全球化直接和间接健康威胁的新认知，加上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一次次地敲响警钟，全球卫生治理与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集体行动也在不断升级。所幸的是，国际专业知识、信息和人员的全球流动，也有助于各国同舟共济攻克病魔。

　　鉴于全球化时代全球直面重大传染病侵袭的共同脆弱性与强化集体行动的必要性，重大传染病的防控被提上国际议程并走上法制化轨道。早在1969年，世界卫生大会就推出了首个《国际卫生条例》。该条例的出台当时主要是为了成员国一起监测并控制六种严重传染病，即霍乱、鼠疫、黄热病、天花、回归热及伤寒。

　　为预防和应对全球化时代的公共卫生威胁，世界卫生大会2005年专门修订了《国际卫生条例（2005）》。在管控突发性公共卫生问题急速国际传播方面，这个凝聚了国际共识的全球立法框架堪称促进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的里程碑。据此，世界卫生组织被赋予了检测、预防和管理传染性疾病的新权威；而各成员国则负有遏制传染性疾病国际传播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义务。WHO负有就重大流行病做出决策并提出全球应对措施的责任，而且要确保各国履行国际卫生法规的义务。例如，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在病毒的疯狂肆虐之下，WHO调派了数千技术专业人员驰援并提供不少相关医疗设备。

　　迈入21世纪之后，应对非传染性疾病的国际干预也不断升级。鉴于烟草是全世界可预防的一个主要死因，早在2003年6月，世界卫生大会就通过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这个国际多边协议于2005年2月正式生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公共卫生条约，并成为联合国历史上得到最广泛接受的公约之一。其主要目标是“保护当代和后代免受烟草消费和接触烟草烟雾对健康、社会、环境和经济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像《国际卫生条例（2005）》一样，这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也描绘了公共卫生领域国际合作的新蓝图。此外，联大2011年通过了《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政治宣言》。世界卫生大会据此在2013年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负责起草的《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全球行动计划（2013-2020年）》，设定了预防和控制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等非传染性疾病的全球目标。为了应对日趋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开发了“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政策框架。

　　在全球化的时代，每个国家甚至每个人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面前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到了21世纪的今天，面对公共卫生领域不可预见的“黑天鹅”和极有可能发生的“灰犀牛”，人类依然显得十分无力。

　　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需要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以及地方社区的通力合作。唯有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守望相助”，才能不断战胜各种传染病和慢性病的全球蔓延。

　　加强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理应成为国际发展政策的优先关注领域，世界各国都应该以更开放的心态更积极地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与国际合作，以便相互汲取和吸纳前沿的健康新知、干预举措以及更专业化的危机处理与应对经验。唯其如此，才能在公共卫生的共同敌人面前，不断取得人类共同的胜利。

　　 （作者：胡玉坤，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