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美国性罪犯登记和公告制度

柳建龙

2019-12-19 09:11:20　来源：光明日报

　　三合理性与有效性有待验证

　　性犯罪登记及公告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一方面，美国司法界一直在争论，性罪犯登记及公告制度的目的是否具有正当性？一般而言，只要政府行为旨在促进公共福祉，例如传统的“警察”目的，如保护公共安全、公共卫生或者公共道德，就认为其目的是正当的。法院基于对立法过程所遭遇的困难的同情或者司法谦抑通常对立法对公共福祉的界定表示高度尊重。“在实际操作中，只要政府所追求的目的并非宪法所禁止，即可被认为是正当的。”就性罪犯登记和公告制度而言，其主要考量如下：性犯罪具有较高的再犯率，要求性罪犯进行登记，向执法机关和公众披露相关信息，具有一定威慑作用，不仅可以起到特别预防作用，防止性罪犯再犯，也可以起到一般预防作用，防止其他人犯罪。此外，它也可以提高执法机关和民众的警惕，从而保障公众安全。为此，应认为其目的具有正当性。

　　另一方面，性罪犯登记制度是否有效也是争论的焦点。也就是说，它是否有助于促成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及公共安全保障目的的实现？在针对性罪犯登记和公告制度的实施效果进行调查时，一些性罪犯明确表示，由于该制度的存在，自己将来不会（敢）再犯。美国华盛顿州立政策研究所2005年的一项研究指出，“在1997年修法采用适用对象较广泛之性罪犯公告制度后，性罪犯再犯重罪性罪犯之比率降低了70%。”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表明了性罪犯登记和公告制度的有效性。不过，该报告也同时指出，“这一结果与性罪犯登记与公告制度的采用未必有必然的关系，其他像是全国性或全州性的犯罪率的降低，以及对于性罪犯监禁的增加都是可能影响因子。这样的数据并不足以得出登记与公告制度会降低犯罪率的结论。”

　　与之相反，更多的美国法律专家则认为，性罪犯登记和公告制度不仅难以发挥威慑作用，也未能起到保障公共安全的作用，其原因在于：一是在制度设计时夸大了性罪犯再犯的危险性，使得立法建立在错误的事实基础上，因此难以期待其取得预期效果；二是随着登记和公告的对象范围的扩大，要确实有效发挥该制度的功能，需要投入更多的经费购买设备和服务从事监控，并就性罪犯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和人身危险性作全面的评估，予以区别对待，而现实中却很难做出此类相应的调整，这无疑进一步降低了监管的有效性。然而，政府之所以这么做却非没有正当的理由，毕竟国家整体经费有限，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预防性罪犯再犯领域中，必然会损害其他国家功能的有效发挥，更不用说性犯罪的再犯率其实不高，这么做也不符合效益原则。此外，即便有登记和公告制度，但除非将性罪犯强制隔离开来，否则仍无法防止再犯。因此，显然不能认为性罪犯登记和公告制度能够实质有效地促进立法目的的实现。

　　四网络时代的“公开”

　　一些美国学者指出，退一步而言，即便采用较为宽松的审查标准，承认性罪犯登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成上述政府目标的实现，仍需检讨这样一些问题：要求性罪犯进行登记是否具有必要性？仅就减少犯罪率而言，性罪犯登记制度是否是对性罪犯侵害最小的手段？只要存在其他同等有效但侵害更小的手段，便可认定该制度违宪。多数美国法学专家相信，既有的性罪犯登记及公告制度并非没有违宪之嫌。

　　一是它涵盖范围过宽，这一点长期以来都是美国性罪犯登记及公告制度颇受诟病的原因之一。争议最大的问题是该不该将犯罪时未成年的性罪犯纳入登记及公告范围。在美国，青少年之间合意的性行为也可能构成犯罪。主流的观点尽管认识到未成年性罪犯的可责性较低，但并无意将之完全排除在登记和公告范围之外，毕竟未成年性罪犯再犯的例子并不少见。另外也有不少人质疑目前一些立法中存在的类型化处理：此类措施在确定登记及公告的对象时只考虑犯罪类型，而不考虑性罪犯个人具体的人身危险性。

　　二是登记和公告的时间缺乏针对性。美国各州过去有关性罪犯登记及公告的期限所作规定并不统一，其中有的州则未作任何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性罪犯在其有生之年都负有登记和公告的义务。批评者认为，无时间限制的登记和公告制度未考虑性罪犯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和人身危险性，并因此未做出区别对待，因而有过度涵盖之嫌。另一方面，过长的登记和公告期间，尤其是终身登记，不利于性罪犯复归社会。有鉴于此，亚当·沃尔什法根据犯罪类型和严重程度做出分级的安排，规定了不同的登记和公告期间，并规定了减轻事由和名单剔除制度。不过，即便如此，至少15年的登记和公告期，对于一些轻罪而言，仍然有矫枉过正的嫌疑。

　　三是登记和公告的受众范围过宽。什么人基于何种事由，经由何种方式可以获得性罪犯登记的相关信息？在实施登记和公告制度初期，美国司法机构确定的公众知情范围有时是特定的，如仅限于邻里和社区范围，而有时则相当宽泛，如告之州内一般公众。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受众范围不断扩大，任何人都可以经由网络获取性罪犯的登记信息。对于性罪犯，登记和公告的受众范围的无限扩大，不仅意味着对其隐私权的干预强度的提高，也给其正常生活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使其复归社会的道路更加艰难。或许正是基于这一担忧，目前美国的某些州宁可冒着丧失部分联邦政府拨给州政府的“执法援助经费”的危险，也未完全执行登记和公告制度。此外，也有的州尝试调整相关政策，只对执法机关和其他高度相关的公众开放性罪犯的信息。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充分评估性罪犯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及其人身危险性，而不是只根据“性罪犯犯有法律所规定的某类罪行而将其犯罪信息予以公开”。

　　（作者：柳建龙，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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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迟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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