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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断想

本报记者　杜献洲 //m.auribault.com 2014-07-30 来源：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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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辛格也把一战的爆发，归结为个人因素：俾斯麦之后的德国领袖，既蛮横又优柔寡断，将国家先是带向孤立，继而带向战争。

　　俾斯麦老谋深算，手腕高明，“能同时玩八个球”，维持了欧洲“像纸牌搭建的玩具房子一样”脆弱的均势。威廉二世登基后，看不上执政近30年的俾斯麦，让他下课了。

　　但德国的敌人丘吉尔，为德皇说了句“公道话”：“威廉二世不是经得起这种浪潮冲击的人。那些想对他进行审判的人，首先应该感谢上帝没有将他们放在德皇的位置上。”

　　他断言，欧洲狂热的民众，推着决策者走向了战争。当时，欧洲的媒体也一起鼓噪，“这杯苦酒必须喝干！”

　　德国诗人利骚写的《憎恨英国》一诗，更是让德国民众的情绪蹿升到了沸点。正如约米尼所言：“一个文明的民族，可能在短时期之内，会变成疯狂的状态。”

　　茨威格也有同感，他在《昨日的世界》中写道，“在普通人的想象中，1914年的战争被描绘成这样：一次浪漫的短途旅行，一场热烈的、豪迈的冒险。”

　　“木头是深层原因，干柴和纸张是中层原因，划火柴是突发原因。”“突发事件就像公共汽车，每10分钟一趟。”小约瑟夫·奈如此解读。

　　小约瑟夫·奈从体系层次、社会层次、个人层次，逐层分析一战爆发原因，其结论是：一战是一个可能发生的事件，而不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事件。人类的选择是有作用的。

　　此结论模棱两可，还是斯大林的分析准确而透彻：你记得一战是怎样发生的，它是由于要重新瓜分世界而发生的。现在也是这么回事。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认为，他们上次重分势力范围、领土、原料产地、市场等等时，分得太少了，于是，他们为着自己的利益想再分一下。资本主义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成了一种认为战争是解决国际矛盾的合法制度了。

　　二、连连误判

　　“历史藏着一切智慧，不学习要重蹈覆辙。”复盘一战，从军事上讲，精彩与失误，皆是教科书。

　　曾国藩曰：“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一战前，发动战争者对世界大势、战争走势误判颇多，被“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的焦虑冲昏头脑。

　　先说德军“施里芬计划”。基本框架是：德军先集中兵力打击接触到的俄军；然后，挥师西进击败法军；再回到东线，迎击俄军。

　　此项“去国远斗”计划，规模庞大，每天需调遣500多列火车输送军队。最致命的误判是：其一，能速战速决，计划6天打败法军；其二，其他国家会保持中立。

　　后来，战争持续了5年，不仅英国参战，还几乎点燃了半个地球。连远在东方的中国，也惨遭蹂躏。尤其是美国的参战，成为压垮德、奥两国的“最后稻草”。

　　“施里芬计划”并非草率之作。身为德军总参谋长的施里芬，从1905年就开始制订。小毛奇接任德军总参谋长后，大笔修改。原计划缜密绝妙，非鼻垩挥斤之才，难荷此大任。

　　比如，原计划中，德军进攻法国，不通过中立国比利时，不给英国参战留借口。如此，德国既能占据“道德优势”，还可获得战略优势，但需从荷兰借道。

　　而小毛奇想突袭法国，大军横扫比利时。他只想到军事行动的便利，没料到连锁反应巨大。11年前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也是图一时痛快，换来无穷“麻烦”，伊拉克至今动荡。

　　拿破仑曾感叹：将军决策面临很多问题，所有的算计须有牛顿或欧拉一样的才智。因为军事行动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像雾中看花，必须靠才智去判断，或听天由命“撞大运”。

　　如果在军事决策上“撞大运”，代价太大。100年前的小毛奇和11年前的小布什，已经给战争决策者当了“反面教材”。

　　读一战史，常令人扼腕唏嘘。有时，指挥者认为前面是深沟高垒，强攻过去，却是一道虚掩的门；有时，预判是阳光大道，实际上却重兵潜伏。眼花缭乱的新技术，让军事指挥员对战争进程缺少判断依据。孙子所说的“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在战场上很难做到，故曰“微乎其微”“神乎其神”。

　　1914年9月，马恩河之战，德军手中本是一副好牌，却没出好。是役，法、英两军，狂奔退却。德军穷追，愈追愈力。法军总司令霞飞不想抵抗，他在要求抵抗的建议上批示：“我不相信有这种能力——以我们所有的兵力对马恩河发动全面攻击。”

　　所幸的是，不修边幅的巴黎卫戍官加列尼，性格火爆，再三请命，坚持抵抗，竟挡住山洪一般的德军侧翼。

　　但是，德军最后并没有按原来的计划，携左右两翼，乘胜追击。时而攻击，时而彳亍。就在德国第一军团士兵看到了“巴黎：35公里”的路标时，却接到撤退命令。

　　此刻，德军前方“除了没人把守的空旷原野外，什么也没有”。“攻克巴黎，德国人只需要行军就够了。”法英演了一把“空城计”，而“导演”却是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

　　为什么双方连连误判？从史料上看，侦察手段不足、不深入战场了解实情、下级报喜不报忧等，皆是原因。最不可饶恕的，当属贪名贪功。

　　比如，协约国一线指挥员擅长吹嘘“辉煌战绩”，让决策者陶醉在虚幻之中。1915年，英军作战部坚定地判断：德军将在几个月内耗尽兵力。而实际情况是，德军伤亡水平很低。

　　实情、实情、实情，无论何时，对于战场决策者来说，都至要至要。

　　三、不变则败

　　机关枪、铁丝网、战壕、坦克、毒气、战斗机、潜艇、汽车……这些，在今天战场上仍能看到的名词，全在一战“成名”。一战的大背景是工业革命，如同今天的信息革命。

　　应该说，“有多少种武器，就有多少种战争形态”。但从思维惯性来讲，“将军们常常期待，下一场战争能像上一场战争一样。”

　　工业革命，带来军事变革。从一战来看，军事变革不会自然出现。有时，需要用数以万计的生命来警示和督促。

　　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军有一种军事学说占主导地位，今天被西方学者称之为“邪教攻势”：战场上取胜的关键是全力攻击。“有征服欲是赢得胜利的首要条件”。法军作战部认为：战争的最高武器是刺刀，而不是大炮。谁不赞同这个学说，就要失宠或被贬。法军总司令维多托·迈克尔曾因提出不同的作战思想，被迫辞职。

　　英军也是如此。英远征军军长黑格说：“炮兵似乎只对新兵有效。”他还执拗地认为：“骑兵在未来战争中将有更大的使用空间。”

　　其实，此前的100年，约米尼就说过：“在太阳底下没有哪一样东西是尽善尽美的！就是把古今名将汇集一堂，组织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他们也不可能为战争的一切阶段、制定一套完善的、绝对不变的理论。”

　　斗转星移，一战已不是普法战争。美国人海勒姆·马克沁发明的机关枪，每分钟射600发子弹。在机关枪前迷信进攻，等于送死。但是，战场上的法军，仍“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顽强地爬出战壕，然后像麦秆一样被成片地扫倒。”1914年夏到1918年秋，在各个战场，到处可以看到如此情景。

　　在阿图瓦，德军在数小时内，用机关枪扫死7861名士兵和385名军官。英军撤退时，德军士兵停止了射击，“机关枪手因看到布满战场的尸体，而感到恶心”。

　　此外，还有威力强大的加农炮。电影《光荣之路》中有这样的镜头：在德军凶猛的火力攻击下，法军连战壕都出不去。但法军指挥官仍吹着口哨，逼士兵冲锋，3名逃兵被枪决。

　　开战第一个月，法军伤亡26万，其中亡7.5万。少尉夏尔·戴高乐（后任法国总统）负伤后，醒悟了：此刻我知道了，勇气战胜不了炮火。

　　但是，军人不能没有勇气，如果在强大的炮火前，连勇气都没有，溃败将如冰山崩塌，更为快速彻底。

　　血的代价，不一定能换来改变。在马克沁机关枪面前，法国人“发明”了撤退，英国人发明了坦克。创新，跟一个国家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

　　1915年1月，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感到：“人的肉体无法与大炮和机关枪竞争”，于是决定另辟蹊径，建议发展新武器。1916年1月，名叫“母亲”的第一辆坦克接受测试。是年夏，49辆坦克参加了索姆河战役，大出风头。坦克的横空出世，不仅改变了一战走势，更在二战中成为主角。

　　“打败我们的不是福煦元帅的才气，而是‘坦克将军’。”一位德军将领如此不服气。

　　“就军队组织或者作战手段源自于习俗这一点来说，人们能够理解军队或者武器的优势可能延续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法国学者雷蒙·阿隆，这样为他的先辈“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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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尹盼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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