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30年的改革中我们积累下的很多风险都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逐渐化解，所以经济增长对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有钱可花，有事可做，近期如果真的再需要一轮新的刺激政策，着力点又在什么领域？服务行业的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短板，但是服务行业的发展对投资的需求却远远比不上基础设施。

　　●新一轮的改革不仅能够带来新的改革红利，促进新的经济增长，还可以矫正扭曲的经济结构，并能够通过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建立起均衡发展的长效机制。

　　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核心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报告为保证十八大提出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了具体的行动纲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而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改革来突破当前的经济增长困境，使改革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许多累积风险需要经济增长来化解

　　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尽管经济增长放缓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趋势，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依然抢眼，在全球中的地位更加显著。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 D P在全球中的比重在1980年到2007年的27年中从2.19%上升到10.94%，而在2008年到2012年这短短的5年间，又加速上升到了14.92%。如果以现价计算的G D P规模来计算，这种加速趋势更加明显。中国的G D P总量也正是在这个阶段连续超过了德国和日本。

　　不论是G D P总量还是人均G D P水平，中国的增长速度无疑是惊人的，问题是这个速度还可以维持多久呢？是不是能够保证我们实现到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呢？尽管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全球依然令人翘首，但是从中国经济自身的增长速度来看，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前，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0.02%，而在此后的5年中，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7.7%。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前景如何？是否由此出现持续的下降趋势等问题成了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

　　诚然，只要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能够维持年均7.2%的增长率，就能够实现到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放松努力。我们即不能保证在国际经济大环境的稳定，也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可以轻松实现年均7.2%的增长率。

　　除了确保实现十八大提出的G D P翻一番的目标外，经济增长对于中国来说还具有特别的意义和重要性。这是因为在过去30年的改革中我们积累下的很多风险都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逐渐化解，所以经济增长对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每当面临外部经济冲击或经济增长下滑的风险，中国政府都不得不把保持经济增长率放在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当年在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冲击下，我们提出的任务是保“七”，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们的提出的任务是保“八”。

　　长期维持稳定增长还需艰难调结构

　　如果说在短期内保增长虽然有困难，但是还有可能实现，但现在的问题是要长期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必须克服一系列的顽疾，要进行很多艰难的经济结构调整。

　　首先，从1978年开始，随着投资在G D 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消费在G D P中所占的比重却持续下降。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随着力度空前的刺激政策的推出，投资比重上升和消费比重下降的局面变得更加明显，以至于到2009年两者几乎相等。这意味着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投资、创造更大的产能，而不是通过最终消费来实现的，因此这种靠投资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能够维持多久，还具有多大的发展空间都是值得怀疑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尽管在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阶段也出现过投资比重上升的情况，但是持续时间一般不长。从二战以后的数据看，美、日、欧国内消费在G D P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80%的水平上，而投资大体维持在20%以下，而且基本保持稳定，与中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另外，在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下，支持这些回收期很长的巨额投资背后的大量银行贷款可能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不稳定性。

　　其次，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外需基础上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大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仅次于德国，在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下，伴随投资形成的巨额产能必然向海外寻找市场，对外开放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在不断上升，到2007年已经接近70%。相比之下，号称贸易立国的日本，其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大体仅为20—30%，比美国略高，再依靠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变得非常有限。一旦国际经济环境出现动荡，特别是在当前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盛行的情况下，我国出口的增长已经受到明显的抑制，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也必然受到影响。而就全球范围内的大型经济体而言，只有德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比中国略高，然而中德在出口产品结构、技术含量，以及价格弹性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因此，当同样面临金融危机冲击的时候，德国的出口尽管也受到影响，但是下降程度明显比中国要小，从而凸显出中国对外贸易的脆弱性。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的总出口与美国的货物进口高度相关。而在危机以后，中欧贸易的联动性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另外，中国的贸易条件在过去20年中持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中国以进口资源和出口制成品的增长模式也存在可持续性的疑问。在未来世界经济持续不振的情况下，中国所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总之，经济结构的失衡威胁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而对出口的高度依赖则增加了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不确定性。在金融危机以后，这两个问题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加剧了中国所面临的长期挑战。

　　关注经济增长中的几个问题

　　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我们还有必要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尽管在过去30年中，我们始终重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毫无疑问，依靠科技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力还远没有发挥出来。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以往改革本身所带来的红利已经开始下降，中国已经进入到了迫切需要转变生产方式，依靠劳动生产率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关键阶段。显然，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长期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未来几年中，依靠科技能否实现年均7.2%的增长依然是一个具有很大挑战的任务，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甚至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单纯依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找不到那个国家的投资率高到几乎与消费率相若，而且在经过近30年的投资扩张以后，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以后，为了配合刺激政策的实施，整个商业银行系统的新增贷款量在2009年明显超过了正常水平，边际资本产出率已经急剧下降，这不仅意味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大幅度减弱，而且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不断上升。公共投资以基础设施为主，虽然空间很大，但是回收期长，收益率低。而从银行贷款的部门流向看，出于对贷款安全的担心，危机后也经历了从最先流向实体经济部门到流向相对安全的居民住房贷款的转变。但是这直接推动了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涨，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并最终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而在2012年欧债危机压力再度上升以后，扩大贷款的空间已经变小。

　　第三，有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贡献明显。然而，中国人口转变进程要快于人们的认识。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2011年开始，15-59岁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就开始逐年递减，同年扶养比开始上升。即使采用国际通用的15-64岁作为劳动年龄人口，2013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也达到了峰值。这意味着依靠劳动力投入来支撑经济增长的模式马上就要结束，要维持合意的经济增长速度，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刻不容缓压力和挑战。

　　最后，在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而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和国际经济治理的机制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如何在国内经济政策与国际经济政策之间进行取舍？如何判断国际经济形势和开放经济变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美国退出量化宽松使中国经济再次面临紧缩的压力，我们还有多少可供选择的政策？还有多少政策空间可以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呢？

　　如果说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有钱可花，有事可做，有人可用，而现在，从钱的方面来看，为应对危机推出的刺激政策留下的负担还没有被经济增长所化解，银行系统的超贷还需要控制，地方债也需要偿付；从事的方面来看，上一次正确地选择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大量回收期长的项目，近期如果真的再需要一轮新的刺激政策，着力点又在什么领域呢？服务行业的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短板，但是服务行业的发展对投资的需求却远远比不上基础设施；从人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快速转变，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事实上，在近年中国劳动力短缺问题已经开始显现。

　　当前的这些困境说明，我们已经到了必须扭转习惯性的传统思维，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候了。如何有效地扩大内需，改变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外需的增长模式，真正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方式，就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刻改革。新一轮的改革不仅能够带来新的改革红利，促进新的经济增长，还可以矫正扭曲的经济结构，并能够通过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建立起均衡发展的长效机制，而这也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的意义所在。

　　(作者为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