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国人，就应该接受中国人的命运

沈轶伦

2019-05-31 09:38:38　来源：解放日报

——专访翻译家文洁若

文洁若1927年出生，翻译家。翻译了大量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的作品。曾与丈夫——著名记者、作家萧乾合译《尤利西斯》。刘明辉摄

她已经92岁了，每日坚持翻译。

从1950年考入三联书店，次年调入新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文洁若的生命里顶要紧的有两件事：一件是翻译，一件是爱萧乾。

萧乾在时，翻译成为文洁若支撑小家走出困境的现实倚靠。如今萧乾不在了，翻译成为文洁若的呼吸本身。

看上去，屋里是乱得不能再乱。

文洁若亲自开的门。她背后是堆满物品的窗台，上面放着电话、记事本、大小纸盒、塑料袋、卷起的报纸、一件外套、假发、几本书，林林总总，毫无章法，叠得岌岌可危，似乎随时要崩塌。地上则散落纸屑、包装袋、几截缎带、一只空的易拉罐。紧挨着这一切的就是一张床。床上被子、毛毯和衣服裹成灰色团状，教人只好移开眼睛。

在这一切混乱的中心，是一张书桌。已经看不出桌面本来的颜色。书、辞典、纸张、杯盘、镜框，没有了墨的笔和还有墨的笔，以及杂志横陈，如刚刚经历一场风暴。但奇妙的是，风暴眼的中间，是平静的。在斜面书桌的正中，蓝色小台灯下，铺开一沓纸，是文洁若正在翻译的日本作家松本清张的书稿。

她已经92岁了，寡居、独处、驼背、坚持自理家务。她看上去对此实不擅长，也没打算擅长。

这世间有无数整洁的房间。这世间只有一个文洁若。

对萧乾来说如此，对翻译界如此，对中国文坛如此。

从1950年考入三联书店，次年调入新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文洁若的生命里顶要紧的有两件事：一件是翻译，一件是爱萧乾。萧乾在时，翻译成为文洁若支撑小家走出困境的现实倚靠。如今萧乾不在了，翻译成为文洁若的呼吸本身。

现在，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0点，除了处理起居杂务外，文洁若差不多都在翻译。她没有电视，不用电脑。家里唯一两样电器是电灯和冰箱——内室的两台冰箱里，一台用来储存食物和罐头，一台已经不插电，用来存放书。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上的这间公寓里，如此就有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所有来访的客人肉眼可见，让人没处落脚。另一个世界，则在屋主文洁若的视线里——这分明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安乐窝，这里充盈着她喜欢的一切东西：书本，书稿，辞典，纸笔，还有萧乾的气息。

如有魔法护佑，岁月、疾病、外界速变的社会和种种纷扰，没有一样能侵入文洁若的小屋。

她在屋里，全然自由。

“写文章的人，不能离开母语的根”

解放周末：文先生，下午好。您午饭吃了吗？

文洁若：随便对付了一点。我有肉松、香蕉。还有我弟弟从日本带来的鱼罐头。

解放周末：听说您的最高纪录，是曾经有半年没开伙，也没怎么去食堂，就靠在办公室吃黄瓜。

文洁若：哈哈，对啊，那时候萧乾刚从干校回到北京。原先的房子没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住处，就在一个原先的破门洞里，堵上门洞住人。那地方小得只够他和孩子睡一个上下铺，哪儿够我睡啊。那我白天还要翻译不是？所以我晚上就干脆到出版社办公室，把8把椅子拼起来当床睡。我当时要翻译，也没时间吃饭，就用黄瓜、西瓜、西红柿和桃子对付。我就想，天天吃这些能不能活呢？嗨，还真成功！那时候一个礼拜我能翻译3万字。现在3万字，我得翻译半年咯！

解放周末：有没有想过，请一个家政服务员，或许能帮您承担掉一点杂务？

文洁若：不需要。有阿姨来，我还得陪着说话。她一边做事，一边得和我说话，是不是？我又不能和她说：你来做事，不许说话。她一说话，我还能不理她吗？不成啊！这样一耽搁，两个小时就没有了。那我何苦来呢？

我自己现在一点儿毛病没有，还能自己个儿做家务，就当活动活动。我还每天下楼去取报纸呢。本来派报纸的服务里有个项目，是多加点儿钱，就能派人每天上楼来给我把报纸送到家里头。我说我不要，我自己下楼去取。我能走。我也不要阿姨。做家务也是运动。我吃的、用的，都很简单。

解放周末：您精神真好，看不出岁数。

文洁若：嘿嘿，你能看得出我这是假发吗？嗯，我也一点没病。哎，这大概和我们家有关。我大弟弟现在90岁了，小弟弟88岁，我们仨人都挺好的。

解放周末：最近您的孩子们有没有回来看望您呢？

文洁若：我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在美国。去年8月他们都回来看过我。

解放周末：您有没有想过，去美国和他们一起生活？

文洁若：我去过美国，也看过他们。他们也说过让我一起去那儿生活。但我去美国，首先工作不方便了。再说编辑们也不方便上门来组稿，对不对啊？再说我去美国怎么做事呢？

解放周末：您懂英语，完全没有语言沟通问题。

文洁若：我的大姐年轻时写过很多文章，20岁不到，她的文章就登在《大公报》上了。但她二十几岁后一到美国就搁笔了。为什么呢？因为到了美国人就懒啦，什么都不想写啦。

解放周末：还是喜欢北京吧？

文洁若：我是中国人，还是喜欢中国。写文章的人，不能离开母语的根。

“我还没到100岁，且活呢”

解放周末：文先生，今年清明节您有没有去看望一下萧乾先生？

文洁若：哎呀，挺远啊，我去不了。他的墓现在在上海。

解放周末：那您想念萧乾时去哪儿？

文洁若：出书啊！我就一本一本给他出书，我自己也写文章。有的也登在你们《解放日报》上。我还没到100岁，且活呢！

解放周末：您现在每天工作的时间怎么安排？

文洁若：我大概每天8点起，9点工作，一直到晚上10点。10点钟准睡！

解放周末：不怎么出门？不会会朋友？

文洁若：不出去。这就是92岁的好处啦。他们（朋友们）会来（看我），我不出去。我现在洗衣机也不用，有一天，我把洗衣机放在门口，后来也没有啦，电视机我也不用。每天保证翻译的时间。

解放周末：手头在忙着翻译什么呢？

文洁若：我最近在翻译松本清张的一个长篇，还有太宰治的一篇作品，还打算重新翻译三浦绫子的一些作品。有些长篇，由我在日本的弟弟打了初稿，做好第一道工序，寄来，我再加工。给你看看吧。（迅速从混乱的书桌的一角准确地翻出一份翻译手稿）。

解放周末：你们二位还都用手写。

文洁若：都用手写。

解放周末：当年，您刚念完小学一年级，就跟随做外交官的父亲去东京读了6年书，直到1936年回国，之后在北京见证并亲历整个全面抗日战争。此后至今，您一生都在致力于翻译和推荐日本文学作品。您如何看待来自日本的作家？

文洁若：反正我都挑好人的作品翻译。比如谷崎润一郎是日本作家，但他一直在反思战争。战争期间，他为回避对法西斯的支持而写长篇小说《细雪》。还有日本作家三浦绫子，一生反战。她曾表示，如果中国人翻译她的作品，她不收中国人的版税。

我们从日本回到北京后不久，就是1937年了，我们去上学的路上，经过日本士兵的岗亭，都要对他们鞠躬。我当时就和同学说，我偏不鞠躬。后来为了避免经过他们站岗的地方，我就绕道走路去读书。当然还因为那个时候家道中落了，爸爸被免职，得靠变卖家里的东西供我们几个孩子读书，我也没钱坐车去学校。这样一来，我身体倒是锻炼得不错。大概就是靠了小时候一直走路的关系。

在日本的时候，我爸爸就常带我看书，去书店买书，还指着书和我说：“将来你若努力读书，也会有机会把名字印在书上。”从日本回到中国后，我爸爸要我将日文版的十卷本的《世界小学读本》翻译成中文。我用4年时间翻译了出来。那时候我也没想过，将来我会靠翻译吃饭。但我很清楚，我就喜欢书。

解放周末：从小学生至今，这么多年您一直奋战在翻译一线。

文洁若：哈哈，我又没有别的兴趣。吃喝玩乐，我都不喜欢，出去旅游，只觉得累得很。

“感谢世界生了个雪子”

解放周末：从某种意义上说，萧乾也是受到您的启发才开始翻译。

文洁若：他原先是记者。前半生都在创作。“文革”时不能创作，只能翻译。萧乾曾经把自己1949年前写的作品都用绳子捆好，塞在角落里。聪明人有时候也很脆弱。

解放周末：萧乾比您大17岁,是家里的男主人。但似乎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您一直在担任保护者的角色。

文洁若：哈哈，我说过，“你放心，有我呢。我要当一只老母鸡，把你和孩子们都保护在我的翅膀下。”

他一垮下来，我得加倍工作支撑住这个家。1958年，我被调到出版社的亚非组，两个月里编好发排了40万字。之后又编辑了菲律宾作家何塞·黎萨尔的长篇小说《不许犯我》和续集《起义者》，一共约80万字。天天工作到晚上10点后才回家，在家书里，也一直和萧乾讨论我的编辑想法。我们每三天写一封信。在没有原文也没辞典的情况下，萧乾每次都认真看我写在信里的原文和译文，再仔细写上他的判断。当时他正孤零零地住在唐山附近农场的一个棚里，被监督劳动，负责照看菜地。

解放周末：那时候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自告奋勇说您来撑住这个家？

文洁若：萧乾是很天真的人，我要保护他。当时有什么坏消息，人家传话过来，说什么谁和谁的关系，谁说了谁的坏话，什么乌七八糟的事儿，我都不告诉萧乾，不让他知道。我来做他的支柱。

另外，萧乾的单位对他还是很好的。我觉得中国不会一直这么混乱。这么一个阶段很快会过去的。我和萧乾说，“We must outlive them all，我们要活得比他们都长。”他们，是指“四人帮”。

萧乾从小是遗腹子，城市贫民出身，做记者时在英国经历二战，吃了很多苦都不在乎，性格特别乐观。但那一阵子，萧乾老说“我脚下是个无底深渊”“天要塌了”。我说：“天都是空气呀，呵呵，怎么塌？再说，天塌了，地顶着呢。”

解放周末：东京大学的汉学家丸山升教授曾经称赞，您和萧乾的结合是不平凡的。

文洁若：萧乾曾经和我说过一句印度谚语：“我一直为自己没有鞋子哭泣，直到有一天我看见一个没有脚的人。”

解放周末：1951年，您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萧乾时，您的朋友和您说“瞧那个怪人”。当时您说，觉得他就是个胖胖的滑稽的中年人，腆着肚子，做操弯腰时怎么也够不着地面，并不觉得他是美男子。怎么后来就爱上了他？

文洁若：我觉得同龄人太幼稚，我都不感兴趣。他们啊，太嫩。我大学里都没和男学生说过话。大学里我几乎天天在图书馆坐到闭馆。男同学说我“too pious”，意思是太虔诚了，像个修女。我看到别人在校园里谈恋爱，也很瞧不上，心想，“我可没有那份儿闲工夫”。

但萧乾的《梦之谷》我在高中时就看过了。在出版社，大家认识了后，我带着自己的译本和原书向他请教。他讲得很耐心、很俏皮，他反对翻译腔，反对照字面硬搬，建议要掌握原作的艺术内涵。这些都给我很多启发。没有一个同龄人能做我的知音和向导。

解放周末：你俩各有个小名，特别有意思。您的小名是雪子，萧乾的小名是乐子。我看您写过，说你俩定情的时候，萧乾先生在东安市场给您买了一个玛瑙胸针——上面有个象牙雕成的爱神。他在锦盒盖子的反面的衬绸上用绿墨水写道“感谢世界生了个雪子”，下面署名是乐子。

确定关系后，萧乾先生带您看话剧时，台上表演成渝铁路竣工的场景，演员说“我们40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捏了一下您的手，小声对您说：“我40年的愿望也终于实现了——我找到家啦。”

文洁若：哈哈，是啊，我们1954年五一节前结婚。婚后开心了3年，然后苦熬了22年。不过萧乾平反后，我们的晚景还是很开心的，我还陪着萧乾多次出访，走访了许多国家，认识了许多朋友，过得特别充实。

每件事都有两面。从47岁到69岁，萧乾最好的岁月没有机会创作，但多了许多时间和孩子们相处。

“至于我呢，还是就在北京的好”

解放周末：您说过，你们即便在湖北干校里，也一直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文洁若：我给孩子们做幻灯片，然后让他们自己画革命故事，我们放着看，给大家讲。小孩很感兴趣。后来这些幻灯片都给我弟弟了，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解放周末：萧乾也一直亲自教孩子学习英文。

文洁若：那是尼克松访华前。1971年，萧乾听到工宣队传达了基辛格访华的消息后很兴奋。他做过记者，写过国际政治评论，感到现在的时局要发生变化。

过去儿子学校教英文，都是用汉字标注，比如父亲是“法则尔”，床是“贝德”，发音很不标准，萧乾有心想教儿子正确发音。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土坯房里，村庄的东面有一个小角落，藏在山崖下，周围是树林，对面是山，头上是藤蔓。萧乾常常带着水壶、干粮和儿子去那里，一待待半天，耐心教儿子唱英语儿歌，启发他学习的兴趣。他们管这个叫“父子角”。

解放周末：1983年你们去美国的时候，萧桐（萧乾和文洁若的儿子）已经顺利在美国留学了。

文洁若：那是萧乾重访爱荷华。第一次就是1979年8月，萧乾去了著名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主持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那是30年来大陆作家初次访美，也是萧乾真正相信自己重获信任，如释重负。1983年，我们受邀再次去爱荷华时，去看了正在那里留学的萧桐。当时，萧乾一再和儿子说，学成后要回来报效祖国。说到激动处，萧乾心脏病都犯了。

那晚，我就给萧桐写信说，当年你爸爸回国，许多人给他泼冷水，他是毅然决然自己拿主意回来的。在最潦倒落魄时，他也从未反悔过。

解放周末：其实当年您也问过萧乾类似的命运抉择问题。萧乾曾经受挫，吞下安眠药又故意触电，一心求死。等他被侥幸救回来后，您可心疼了，说：“当年你留在剑桥，也是个著作等身的剑桥教授了。”

文洁若：对啊，他当时加重语气，带着凄厉神色，很严肃地对我说：“我是中国人，就应该接受中国人的命运。”

好吧，现在，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出国方便，人们住哪里的都有，住哪儿都挺好。但不管到哪里，都还是中国人，离不开这个根。

我还记得有一位叫张纯如的作家，年纪轻轻，很漂亮的，出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也和美国人结了婚。后来采访并撰写了《南京大屠杀》。最后受不了写作的压力，也受不了历史的沉重，自杀了。她虽然生活在美国，但她心里始终放不下发生在中国的事。这样的人，你应该去写写嘛。

至于我呢，还是就在北京的好。我身体很健康，文章写不完，翻译不完，我天天都在做事。等到以后，我也要埋在北京。

编辑：迟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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