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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劳尔：美国最好的部分已经被现代性最坏的部分所折损

——对话美国过程哲学家斯蒂芬·劳尔教授

樊美筠［美］斯蒂芬·劳尔 //m.auribault.com 2014-04-16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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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芬·劳尔教授系美国著名过程哲学家、比较哲学家，美国密歇根伟谷州立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主要著作有《离去与回归：论美国对世界伦理的贡献》《詹姆士的洞见》《再看西方》《克服美国与美国克服》。劳尔教授在美国以敢于揭露美国社会的问题著称。近日笔者有幸在克莱蒙见到前来开会的劳尔教授，于是有了这场对话。

　　樊：很高兴您接受我的采访。我发现在美国学院里从事过程哲学研究和教学的人不少，但像您这样关注现实，直面现实，对现代性提出尖锐批评的却不多。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人怀特海在他的名著《科学与现代世界》中开了批判现代性或者说现代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先河，您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可否看作是这一工作的继续？

　　劳尔：怀特海曾经指出，真实的价值存在于实践之中！哲学如果不介入生活，本身将无法逃脱萎谢的命运。如果说怀特海本人侧重以过程思维方式为视角反思和批判现代实体世界观、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以及价值中立的价值观的话，我的批判则侧重美国这一我生活其中的社会本身的现代性。

　　樊：您在自己的新著《克服美国与美国克服：美国能从现代性之劫中存活下来吗？》中说：“美国最好的部分已经被现代性最坏的部分所折损。”在您眼里，美国最好的部分是指什么呢？

　　劳尔：在我看来，下列两点是美国最值得骄傲的部分：一是体现在博雅教育传统中的全人教育，就是对人进行全面的教化；二是大量存在的独立的具有非凡活力的民间公益组织和义工组织，通过这些组织，公民可以既为自身的利益也为全社会的共同福祉而奋斗。

　　樊：那您心目中的“现代性最坏的部分”指的又是什么呢？

　　劳尔：我理解，现代性最糟糕的部分是沉溺于物质主义的一己私利的“道德疾病”；对消费主义的过度迷恋；导致意识形态僵局的不成熟的将凡事都绝对化的倾向。

　　樊：感觉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一词的，而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则一直力挺现代性，力主把现代性进行到底。而您为什么却对现代性持如此批判的态度呢？

　　劳尔：我理解哈贝马斯的思路，他所谈的现代性大概是作为第一次启蒙遗产的继承人，作为一个欧洲人的他心目中理想的“现代性”。换句话说，他所关注的仅仅是现代性积极的一面，对于现代性消极的一面特别是它的破坏性甚至毁灭性的一面，他显然失察了。如果他生活在美国——这个最现代性的国家，我相信他一定会改变自己对现代性的看法。

　　今天，整个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遭受现代性的戕害，这是一种非常肤浅、非常危险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樊：在您看来，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劳尔：在我看来，现代性最大的问题是高分贝地讴歌物质生活而贬低精神生活，贬低我们的人性。用捷克前总统的话说，现代性使消费成为硬道理，人类社会一旦一切以消费为中心，就“不愿或无力”对其他价值观“多看一眼”。他们所关心的唯有自己的物质幸福，即便自己的道德幸福和精神幸福也无暇他顾。今天世界所发生的物质至上、精神空虚、信仰匮乏、道德颓败、人性堕落、人情冷漠、生态灾难等丑陋现象都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由于现代性的影响，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患“道德疾病”最严重的国家。

　　樊：我们注意到您用了“道德疾病”一词，这是怎样的一种病状呢？

　　劳尔：前面谈到的精神空虚、信仰匮乏、人性堕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极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犬儒主义都可算作“道德疾病”的表征。我这里要指出的它的另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重要表征是，人们拒绝甚至蔑视“合情合理的讨论”，这被苏格拉底视为“一个人所能遭受的最坏的命运”。它是最糟糕的，因为这导致了关系的塌陷，导致了孤绝，使得我们失去一个被别人校正和从他人身上得到启发的机会。今日的美国，互动被还原成意识形态冲突的激化和愤世嫉俗的虚无主义的独霸话语权。在这种虚无主义中，无所谓善恶，有的只是权力，该权力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打垮他者而从未考虑他者的利益和感受。道德疾病的结果是它败坏了一种文化繁荣的最基本的品质：人们参与创造性互动的能力，自我与他者相得益彰的能力，形成和保持联结的能力。

　　樊：您是过程哲学家，从过程哲学的视角看，这种美式个人主义的主要弊端何在呢？

　　劳尔：认识论上，美式个人主义最大的短板是对关系有意无意的忽视，或者说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理解的错位。个人主义强调自然权利。现实的基本单位变成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由于对个体的强调，社会被看作是第二位的、派生的，是一种人为的建构或由个人形成的契约。而个人则是自然的、第一位的。这无疑撕裂了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对个人主义的高扬，关系、共同体和公共性失落了。社会共同体只具有外在价值，是外在的。其价值在于服务于个体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也就是说，关系和社会只根据他们的外在价值而被理解，其价值的大小全赖它们服务个人利益的追求而定。随着科学理性主义的高歌猛进，最大的失落是：抛弃了人是关系的存在，是社会的存在的概念。忽视了关系的内在价值。遗忘了人是在关系中滋养、成长和繁荣的。正是在关系中人们寻找到生命的意义。个人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张力在美国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个人主义最终胜出。

　　樊：在这个意义上可否说，现代大学也深受现代性和现代个人主义的影响呢？

　　劳尔：是的，大学由早期的培养服务社会的人才演变成今天的满足个人利益的为市场服务的营利性大学。以找到工作为目的的现代大学教育最后注定走向虚无主义。因为一旦毕业后工作没有找到，或者个人所期盼的个人利益没有得到满足，就会产生巨大的失落感，最后导致虚无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代大学培养了如此之多的“空心人”，因为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没有梦想。所以说，现代个人主义是自毁的，它导致虚无主义。从过程哲学的角度看，现代个人主义的“虚妄”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因为它的大写的“个人”是一种“抽象”，一种“人为的建构”、人为的拔高，而且是因为它对个体的高扬是建立在排斥和贬低群体基础之上的，它依然没有跳出个体与群体的二元对立思维。因此，它所提供的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图景是失真的。

　　与美式个人主义强调个体高于群体，个人优于社会不同，过程哲学主张用“关系中的个人”取代“自我中心的个人”，推崇一种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有机的、互补的、内在的联系”。这种新型的和谐关系也为个体与群体的真正和解与互滋并荣创造了可能。

　　樊：在您看来，如何才能走出美国现代性的困境呢？

　　劳尔：首先要做的就是重估被急匆匆的现代性所弃置的传统价值观。这包括向其他文化传统开放，包括向中国文化学习。

　　樊：您认为美国人可以从中国文化中学到什么呢？

　　劳尔：在我看来，中国文化中最基本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诚”的理念，真挚的或者真实可靠的，这应是美国文化最需要向中国文化学习的部分。此外，儒家对教化和美德培养的注重，即通过持续的自省和完善自我这样一个过程来成为一个“仁”人，也是我们美国文化需要学习的。

　　樊：作为一名比较哲学家，您多年来一直奔走在大洋两岸，致力于推动中美文化的深度交流与沟通。在这些学术和民间交往中，中国人给您的最深印象是什么？

　　劳尔：在我和中国人的接触中，我发现中国人有激情、有热情、有活力、认真，也许这来自自信和乐观主义。他们较少犬儒主义、怀疑主义。中国人慷慨好客，愿意区分政府的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中国人也有一种宝贵的担荷意识，就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面有一种自豪感，这种自豪感集中体现在下列这样一种说法中：“成为中国人是一种成就。”

　　樊：您在《克服美国与美国克服》中反复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可以帮助美国人“重新评估”自己的优秀传统。能否具体讲一下这种“重估”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劳尔：在我看来，中美文化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我们真的可以相互学习。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合作和对话才是两国共同繁荣的所在。这可能是现今世界最重要的动力之一。例如，儒家文化可以帮助我们重估我们自己优秀的博雅教育传统，从而使我们把教育的重心放在“人的转变上”，而不是创造利润上和信息与知识的灌输上。此外，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的“万物一体”的有机世界观，可以帮助我们西方人理解我们自己机械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的局限，进而帮助我们欣赏我们内部涌现的过程哲学、实用主义乃至女性主义。

　　樊：大卫·格里芬曾在《后现代科学》中提出：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影响。如何通过中西对话来达致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从而使其在新生态文明的时代大放异彩呢？

　　劳尔：站在过程思维或生成思维的角度看，历史是生成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对于中国这种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变劣势为优势，利用后发优势，扬长避短，通过整合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的优质资源，独辟蹊径，率先实现后现代化或生态文明。那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桩壮举。美国则需要克服它输出到世界各地的现代性，告诉世界在消费生活之外，还有某种更深、更广的东西。

　　（作者樊美筠系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