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思想者－理论频道

联系我们邮箱登录通行证登录网站地图

设为首页加入收藏

当前位置：中工网－理论频道－思想者－正文

理论关键词投稿

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谐劳动关系十七届六中全会十二五和谐社会学习型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

胡鞍钢：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

胡鞍钢 //m.auribault.com 2014-06-23 来源：光明日报

分享到：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学术界和实务界针对这一命题各抒己见，虽精彩纷呈，却莫衷一是。甚至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的概念来自西方，那么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就等同于西方化，还津津乐道于用西方治理理论或话语来进行解读，不自觉地被“捕获”，成为西方学术的“俘虏”“传声筒”“留声机”。殊不知，正确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正确理解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中国现代化。要知道，现代化决不等于西方化；同样，国家治理现代化也不等于西方化。我们没有看到哪个非西方国家接受西方那一套以后就自动变成了“西方”国家，反倒是“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灾”。那么，与美国、欧盟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有哪些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呢？在哪些方面显示了“中国历史”“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优势”呢？

　　其一，国家治理的历史来源不同。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历史来源和历史轨迹是不同的，特别是近现代化历史发展轨迹根本不同。中国也曾学习、模仿、照搬过西方的制度，如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美国式的总统制、欧洲式的国会制和多党制等，但都“水土不服”，都行不通、失败了，反倒演变为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直到后来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因而中国就从初始条件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基本制度。所以说，今天的中国是前天的中国（1840-1949年）、昨天的中国（1949年之后）内生性演化而来，绝不是外生性移植而来。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具“中国性”或“中国特色”，它是由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历史轨迹、历史选择所决定的。

　　其二，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不同。美国、欧盟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则是创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由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当然，现代国家制度建立的时间也是不同的，中国不仅是现代化的后来者，还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后来者。作为后来者通常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盲目照搬照抄；另一种是自觉学习借鉴并自主创新。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后一种态度：毛泽东等人自觉地选择了一种新的特殊制度——新民主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等人则更加自觉地实行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自觉是在学习借鉴基础上自主创新的产物，正是这种自觉，作为后发国的中国快速而成功地追赶了先行国。

　　其三，国家治理的机构与治理模式不同。美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三权制衡治理模式，各机构、各党派相互对峙、相互攻击、相互拆台，诚如奥巴马所形容的：“华盛顿四分五裂的话，华盛顿将一事无成。”中国则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党内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按照邓小平所提出的“属于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也好，全国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党员负责干部提到党中央委员会讨论，讨论决定之后再去多方商量，贯彻执行”的集体领导原则开展工作。这既能使各方面智慧能够充分发挥，同时又确保达到集中统一，从而实现国家的高效治理。

　　其四，国家治理的主要机制和基本手段不同。美国、欧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基于私有制；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基于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混合经济基本制度。为此，我们总是形象地讲，“东方巨人”的“两条腿走路”，总是比一条腿走路的竞争者走得稳当、走得协调，走得更快。与“两条腿走路”类似，在国家治理方面，我们采用的是“两只手”的治理机制，而不是“一只手”，强调“两手都要硬”——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比如，中国不仅有国防和军事战略，而且还有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综合战略，而美国偏重于国防和军事战略，并无太多的国家发展战略，只关注“大炮”，军费开支占到世界的40%。这种战略上的差异，成为中国国力日益强大的重要原因，也成为美国全球影响力日益衰落的重要原因。

　　其五，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不同。美国、欧盟的国家治理体系没有明确的长期目标——无论是它们的宪法还是它们的施政纲领，都没有明确清晰的表达。中国则大为不同：首先，我们的《党章》明确表明了长期目标，《党章》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其次，我们的《宪法》也表明了长期目标，《宪法》提出：“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再有，习近平同志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目标，那就是“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由此可知，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还是国家治理手段，都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的制度体系和基本途径。

　　综上所述，中国独特的历史轨道、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基本国情、独特的人民群众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选择了不同于西方的国家治理。社会实践已经表明，这是真正的“人间正道”，是有效的国家治理，必将引领我们走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涵与展望”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教授）

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