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证明是奇葩要求的产物，“证明时代”不终结，谁都难以独善其身

　　身份证丢了，户口簿丢了，甚至人“丢”了，都要去派出所开证明。前天，公安部在其官方微博“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上晒出了18项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

　　公安部门的“不出具证明”的申明，是一种权力与责任的界定，将本来不属于公安部门的“证明”排除在外。此举，一定程度上是公安部门行使告知权，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让办证者少跑“冤枉路”，以便减少摩擦，避免冲突。可是，这种撇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证明还是要开，不去派出所，就去民政局、街道办，总之人在“证”途，不在办证，就在办证的路上。如果其他部门进行撇清的“接力”，那这只证明的“兔子”还不知道要跑到哪儿。

　　“证明时代”不终结，谁都难以独善其身。用一个证明来证明另一个证明，我们将得到的只会是一个奇葩证明。曾有文章指出，证明过多过滥，除了审批事项太多外，还因为原本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核实，但同级职能部门之间却互相推诿。说白了，就是要审批的事项很多，可谁也不愿担责。

　　有多少证明可以不需要？奇葩证明是奇葩要求的产物，既是权力的衍生品，又是推卸责任的附庸品。在“互联网+”时代，纸质化证明本可以有“替代产品”。只要进一步畅通各单位各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渠道，很多问题就会“不证自明”。客观上讲，长期以来的行政模式所形成“唯证明”论的思维，依然还在磨磨蹭蹭，能拖一天是一天，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主观上讲，一些部门对权力留念与依依不舍的情结根深蒂固，不愿意舍弃自己的“权力范围”。

　　简“证”放权是简政放权的试金石。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奇葩要求难道不是权力任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吗？与其说是“负责”，倒不如讲是“推责”。在简政放权的征程中，存在着部门利益的“显性阻碍”，而以“负责”为名的刁难，以证明为由的苛刻，又可称得上是简政放权的“隐性障碍”。简“证”不仅是简政的具体体现，也是放权的重要载体。从简“证”起步，铲除奇葩证明存在的土壤，才能见证简政放权的魄力与魅力。

　　■我来打酱油

　　@风开季节：看来，诸多的奇葩证明让公安机关都“坐不住”了，来个不再出具的“公开声明”。那么问题来了，群众咋办？他们不出具，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倘若相关部门继续无法摆脱对证明的“钟情”、便民观念没有形成，我们依然要在开具证明的路上奔走！

　　@kellykeron：奇葩证明的出现，说到底就是某些部门权力的任性、责任的缺失：一方面，认为“我的地盘我做主”，我要什么证明，你就必须提供什么证明；另一方面，害怕承担责任，宁愿“麻烦”群众，也不愿让自己惹麻烦。如果这些得不到纠正，对着证明犯难的还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