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全国共开设了32个婴儿安全岛，接收了千余名弃婴。然而在试点工作开展的一年多里，各地的婴儿安全岛都是举步维艰，2014年3月，广州在开放婴儿安全岛50天、接收了262个孩子之后，成为第一个宣布暂停试点的城市。目前多地婴儿安全岛要么直接向社会宣布关闭；要么在接受采访时直言，虽未明确宣布关闭，但是现在也不愿再做宣传和接收新的弃婴。（《北京青年报》1月14日）

　　婴儿安全岛在国外风生水起，在国内也一度热闹，为何如今“水土不服”？各试点城市摆出的理由是“不堪重负”，提供这项公共服务遇到的困难超出预期。确实，决策之初，相关部门根本没有预料到弃婴会如此之多，婴儿的状况也远比想像中糟糕。大量弃婴的出现，既给财政预算带来了压力，也给后续管理带来了挑战。要给那些患病、畸形的孩子找到一个归宿，不仅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需要各部门的整体联动。如果提供各项服务的公共部门“九龙治水”，具体执行的儿童福利院等公益机构确实难以为继。

　　开设婴儿安全岛的目的，就是在个体无力、不愿履行抚养责任后，让公共责任实现顺利的承接，从而让弃婴有一个安全归宿，避免他们陷入生存危机。婴儿安全岛关闭之后，被遗弃的孩子就不得不直面残酷的现实环境——近段时间来，媒体先后报道了几起大学女生抛弃和杀死孩子的案例，就是在当事母亲既缺乏责任感，又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有类似婴儿安全岛的设施为之兜底，也许当事人就不会做出“杀死孩子”这样的极端举动。

　　就国外的经验来看，婴儿安全岛只是一个暂时接收之处。而国内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单兵突进的婴儿安全岛承担了过重的负担，并缺乏长期坚持下去的动力。婴儿安全岛的“临阵退缩”，与一系列公共政策缺位相关。比如，一些专家认为，如果落实目前的出生缺陷和残疾干预措施，将有可能将现有的出生缺陷和残疾减少半数以上。一旦病残儿数量在绝对数量上减少了，弃婴岛的重负就会减轻。而在后续处理上，做好社会救济和保障工作，让具有弃婴冲动的家庭得到社会的关爱和公共政策的救济，孩子才会免遭被抛弃的厄运。况且，在生命问题上不能只算经济账，做好社会托底和公共保障，是公共服务者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