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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诈骗是寄附在信息技术上的丑恶毒瘤,它来势凶猛,有点让人措手不及,但是从孟书记的上海讲话中可以看出,消灭电信诈骗我们有方法、有手段、更有决心
这两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正在上海考察,而考察的内容正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反电信网络诈骗。
从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被骗致死案开始,连续多日舆论的焦点始终都是电信诈骗。各种各样的电信诈骗案被媒体广泛报道,“骗子之乡”也被记者们扒出来,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基层社会治理之问。在人们对电信诈骗群情激愤、同仇敌忾之际,孟书记在上海的考察显然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以问题为导向,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直以来都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法机关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孟书记的这一举动明确释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政法机关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呼声,打击电信诈骗政法机关有作为、有行动。
那么,孟书记就打击电信诈骗究竟提出了哪些方法和手段呢?总结一下,主要有三点。
第一,联手治理。我们说,近年来电信诈骗高发频发,破案率却低得不好意思说。这不是警察无能,也不是骗子太狡猾,而是我们社会治理的漏洞太多,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太差。电信诈骗涉及的部门主要有电信、银行、公安等,而公安部门其实是最后一道防线,等案子到了公安机关这里时,受害人的损失已经造成,要想挽回已经非常困难了。
所以,打击电信诈骗不能只靠警方孤军奋战,作为电信诈骗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的电信和银行,也要成为公安机关的好队友。不仅要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且更要承担起相应的法律责任,为公安机关打击电信诈骗提供有效的支持与配合。
孟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说,要加强公安机关各警种之间以及公安机关与银行、通讯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全国反电信诈骗工作平台。其意就在于此,跨界联动、快速反应、以快打快,是打击电信诈骗的制胜之举。
第二,技术治理。电信诈骗是技术的产物,而技术的问题最终还需要技术来解决。我们知道,电信诈骗案不是破不了,而是案件太多,破案的成本太高,一个案子的破获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公安机关不得不首选那些影响恶劣、涉案数额巨大的案件来破,而对那些普通案件,只能采用宣传教育,提高人们防范能力的方法来解决,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和不满。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有案必破,所有的损失都能追回,那就需要从技术上找出路,充分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甚至是量子技术来降低追踪资金流向以及破案的成本。事实上,某一类案件的高发,往往与当时特定的科技水平相关,只有突破相关技术瓶颈才能从根本上消灭此类犯罪。
为此,孟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才特别强调了技术的运用。他说,要围绕信息流、资金流、人员流,强化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应用,提升源头阻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智能化水平。可见,技术治理才是对电信诈骗的源头治理。
第三,信息安全。电信诈骗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会中招,主要原因是很多骗子采取了为受害人量身定做的精确诈骗手段。以徐玉玉案为例,骗子能准确地说出受害人的姓名、住址、学校、家庭情况等详细信息,让受害人不能不信。而清华大学被骗1700多万元的教师也是中了这个套路。骗子能掌握这些信息有两种可能的渠道:一个是通过“内鬼”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另一个是通过“黑客”攻击相关政府或企业网站,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无论通过上述哪种方式获取个人信息,都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必须运用刑法予以严惩。孟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要严厉打击泄露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切断电信网络诈骗的“黑色产业链”。
电信诈骗是寄附在信息技术上的丑恶毒瘤,它来势凶猛,有点让人措手不及,但是从孟书记的上海讲话中可以看出,消灭电信诈骗我们有方法、有手段、更有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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