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打工妹的深圳记忆

2018-11-06 07:29:21 中工网－《工人日报》

　　江惠群手里拿的照片，是她和当年打工妹的合影。

　　江惠群保存的深圳市经济特区暂住证。

　　张媚媚的家书。

　　劳务工博物馆内陈列的笔记本，留存着务工者当年的“心灵鸡汤”和火车票。

　　当年的女职工宿舍，如今已是劳务工博物馆的一部分，门上贴着当时走红的女明星海报。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风云激荡。有一个特殊的群体，用他们的青春和汗水改变了自己和家人的命运，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他们的欢笑和泪水，牵动着无数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他们的付出和坚韧，汇成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曲时代壮歌。

　　他们，就是千千万万个流动外出的务工者。

　　今天，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节点，让我们铭记这些共和国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劳动者。

　　江惠群和张媚媚，是千千万万个打工妹的缩影。本文讲述她们的朴素人生，以此致敬那一段艰辛而灿烂的岁月，致敬那个伟大的时代。

　　——题记

　　江惠群，生于1946年6月，老家广东宝安县石岩公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25名打工妹中的一个。

　　张媚媚，生于1972年10月，老家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桥圩镇南兴村，中国千千万万70后打工妹中的一个。

　　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在深圳这座城市有了奇妙的交集——江惠群打工的旧址“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如今是全国首家劳务工博物馆的所在地；而张媚媚的77封家书和她用过的《新华字典》，则陈列在劳务工博物馆中，每天和观众见面。

　　江惠群和张媚媚两代打工妹，参与了深圳这座城市的建设，见证了南方小渔村的传奇和崛起。而她们也被这座城市以自己的方式雕刻进时光的记忆。

　　1978年，江惠群进入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上班，工资一年下来要比种田收入高三倍！

　　江惠群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打工妹。今年72岁的她，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饱穿暖。这个心愿，一直到现在她都念念不忘。

　　在那个年代，江惠群家里的成分被划成了中农。江惠群的奶奶和妈妈常常被批斗，那时她还是个10多岁的孩子，站在旁边，心里害怕，但不敢哭。

　　1968年，江惠群嫁人了。从娘家到婆家，贫穷并没有多大改观。尤其是有了3个孩子，加上公公中风瘫痪后，江惠群一家的生活更是捉襟见肘。她自己在生产队挣的工分，每年都不够用。丈夫在供销社上班，一个月有20多元收入。每次拿到钱，先去买盐、酱油、毛巾等日用品，还要给公公买药，最后一家人就成了“月光族”。

　　这样的日子持续到1978年。彼时，深圳下辖的宝安县成立了“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

　　“三来一补”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四种经济合作方式的总称。当时的宝安流传着一首歌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不用再种田，要去上班了！上班的工资一年下来要比种田收入高三倍！这样新鲜的经历、这样的好事，让当地村民无不跃跃欲试。

　　但要进厂工作并不容易，当时招25名女工，报名的就有七八十人。江惠群的丈夫在供销社搞业务，牵线搭桥让香港老板在石岩公社上屋大队投资建厂。因为“招商引资”有功，江惠群得以进厂上班。

　　为能进厂上班高兴坏了的江惠群并不知道，她上班的企业最终能落户上屋大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由于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搞怕了，港商和宝安当地各部门整整谈了半年时间，直到1978年12月18日才正式签订合作协议。

　　那时的江惠群更不会想到，1978年12月18日，将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中国人的生活，以此为分水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从此，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批批的打工妹从全国各地蜂拥进入深圳。

　　深圳这片热土，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出现在世界面前。

　　其实，深圳当时的条件是很艰苦的。江惠群和姐妹们上班的热线圈厂，日常就是生产电吹风里面的电热线圈。她们坐在低矮的竹椅上，采用脚踏、手摇等手工进行操作，而设备都是香港那边淘汰下来的旧机器。

　　彼时，深圳对岸香港的生活，是江惠群无法想象的。她有个姑妈在香港，每次姑妈从香港回来，对江惠群和家人来说都是大日子。姑妈背回来的蛇皮袋里，有吃的饭胶、有穿的衣服、有用的毛巾，还有许许多多深圳这边没有的东西。

　　江惠群记得，最受欢迎的东西是饭胶，也就是蒸好的白米饭在香港那边晒干了带过来，用热水泡开了吃。对吃红薯吃到想吐的江惠群来说，饭胶就是无上的美味。

　　香港老板来到深圳办厂，江惠群和姐妹们“洗脚上田”，是新生活的开端。

　　张媚媚像村里年纪差不多的姑娘们一样辍学了。在她的想象中，深圳到处是高楼大厦，姑娘们穿着时髦的裙子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而她自己也将很快成为其中的一员。

　　在全国的打工妹纷纷涌向深圳的时候，张媚媚正在广西贵港市南兴村做着自己的少女梦。

　　上世纪80年代，张媚媚在当地上完了小学和初中。那时的她，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的——小学担任班长，初中担任团支书；家里兄妹5人，她排行老二，家庭条件在村里虽算不上多好，但填饱肚子是没有问题的。彼时的张媚媚，在日记本里写下的全是励志的“心灵鸡汤”。

　　初中毕业后，张媚媚没有考上重点高中，这给全家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到普通高中继续读下去，考上大学的希望不大，最关键的是，张媚媚要继续上学，她的三个妹妹里就肯定有人上不成学了。

　　几乎没怎么犹豫，张媚媚像村里年纪差不多的姑娘们一样，辍学了。摆在她面前的是两条路——等几年嫁人，或者是外出打工供三个妹妹上学。

　　彼时的热土深圳，很快成了张媚媚的不二之选。在她的想象中，深圳到处是高楼大厦，姑娘们穿着时髦的裙子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而她自己也将很快成为其中的一员。

　　1991年初，张媚媚进入深圳市石岩镇上屋彩华花厂打工。让她失望的是，石岩镇跟她老家的县城差不多，一条不宽的街道，总是尘土飞扬，也看不到几幢高楼大厦。

　　容不得仔细打量深圳这个地方，她很快就要为了生活打拼了。

　　彩华花厂是一家做假花的工厂，机器将假花冲压成型时，操作工要眼疾手快，稍微慢一点儿就可能烫到手。

　　随着张媚媚这样的打工妹大量涌入，1989年3月，深圳各区、镇成立了劳动管理站和外来办，专门为外来工服务。随后的1990年4月，深圳市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暂行规定》，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更多保障。

　　在上屋彩华花厂工作几个月后，张媚媚跳槽到石岩镇友联明辉塑胶厂。像那时所有的打工妹一样，跳槽不过是从这个工厂到那个工厂，薪水可能会略有不同，但生活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

　　进入友联明辉塑胶厂后，张媚媚和她的女工工友住在工厂提供的集体宿舍里。宿舍由一间大教室改建而成，20个女工住在里面，张媚媚几乎没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颇有阿Q精神的张媚媚，表面上看起来对什么都不在乎，但骨子里还是有些苦闷，她想念父母、想念家人、想念老家的同学和老师。于是，给家里攒钱、给老家的人写信，就成了她的两大爱好。

　　江惠群的家里，至今都保留着在京鹏宾馆工作时获得的奖状——一张先进工作者的奖励证书。

　　当张媚媚在石岩镇落下脚的时候，江惠群早就离开了石岩镇上屋大队热线圈厂，同样在为自己和一家人的生活奔波。

　　因为丈夫工作调动的原因，江惠群先后进入深圳市迎宾馆和京鹏宾馆打工。

　　在深圳市迎宾馆工作时，江惠群干的是保洁，这份工作远没有在上屋大队热线圈厂上班时让江惠群开心。对农村出生的江惠群来说，保洁的活儿不重，但是累心。

　　深圳台风天多，台风一来，树叶、树枝刮得满地都是，江惠群扫了前面顾不上后面。有一次宾馆要迎接重要的客人，恰好赶上台风天，江惠群被值班经理“逮”了个正着：“你是怎么干的？地上有那么多落花和树叶，你是躲在一边偷懒吗？”

　　干活从来不惜力的江惠群委屈得哭了，怕客人看见了影响不好，藏起来流一会儿眼泪后，江惠群就又出来扫地了。

　　有过打工受委屈的经历，江惠群在京鹏宾馆当领班时，特别能理解外来打工妹的处境，自己能多承担一些的，就尽量多承担一些。

　　宾馆要拿去清洗的脏床单，年轻的姐妹顶多能抱20多张，但江惠群一口气能抱起50张——这么多的床单摞在一起，高过了她的头顶，她却能一口气上下好几层楼。

　　当时的京鹏宾馆从广东惠州博罗县招了一批女孩当服务员。不少女孩年纪小，从没出过远门，初来乍到会想家想得直哭。江惠群就当上了她们的“知心大姐”，劝她们：“每个人都要出来工作，你们这样有活干，有地方住，已经很好了。”

　　江惠群在给这群女孩排班时，也会尽量照顾那些家在外地的女孩，让她们能有时间回去探亲。

　　江惠群的家里，至今都保留着在京鹏宾馆工作时获得的奖状——一张先进工作者的奖励证书。

　　“给劳动者以尊严”——深圳一直在努力给务工人员一种归属感。1996年9月，深圳宝安区举办首届“十大杰出青年”和“十佳外来青工”评选活动，此后每年举行一次。2001年起，深圳举办“优秀外地来深建设者”和“外地来深建设者之家”评选活动，每两年举行一次。

　　知道外出打工有多不容易，江惠群至今都保持着对打工者深切的同理心。

　　前不久，江惠群在自家小区碰到一个刚到深圳来找工作的外地小伙，年轻人将背包垫在头下，在路边的石凳上睡着了。江惠群叫醒年轻人，告诉他附近有个图书馆，里面有空调，可以暂时到里面歇歇脚；小区外有个小吃店在招工，他可以先去试试。

　　“这些孩子离乡背井，不容易。”江惠群说，深圳应该善待这些外来打工的人，城市建设上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便利。

　　上世纪90年代77封珍贵的信，如今陈列在深圳劳务工博物馆里，既是张媚媚宝贵的记忆，也是那一段历史的见证。

　　1993年，因为要带孙子，江惠群结束了自己的打工生涯。在此之前，她专门去香港旅游了一次。

　　能去这个小时候就听说过的地方，江惠群觉得“美梦成真”了。

　　香港真好啊！楼房那么高——虽然深圳也在盖高楼了，但没有香港的高，也没有香港的多！香港的衣服也时髦漂亮——姑妈早些年也偷偷带过来一些，但没有去香港看到的那些衣服好看！

　　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回到深圳，江惠群开始了她的退休生涯。

　　而彼时的张媚媚，打工生涯才刚刚开始。从与父亲、哥哥、同学、老师的一封封通信中，她才知道，在深圳打拼的自己，居然成了老家人心中的“榜样”。

　　父亲给她写信，说起家中生活的艰难和对她的挂念：

　　“媚媚：你好。来信及汇回的2000元人民币均已收到，请勿念！市场物价，猪肉比上次给你写信时又贵了，每斤7.00元，鸡每斤8.00元～8.50元……秋末冬临，天气变化大，望保重身体，注意穿着及饮食卫生。”

　　她的老师给她写信，对她不遗余力地夸奖：

　　“知道你很出色，能在深圳大展宏图，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为师的真觉得荣幸。像你这样的学生，算来不是很多，相信你会更加珍惜自己的机会，不断地前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

　　她的同学给她写信，述说生活中的烦恼：

　　“在深圳容易找到工作做吗？我现在承包了一个门市部，生意很难做……我有个三姐，在印刷厂工作，目前没有事做，我想请你帮个忙，看看哪家工厂还要人，如果有的话，我们两个人过去……”

　　她的朋友给她写信，抱怨社会变化带来的困扰：

　　“媚媚，你是个幸运儿，而我却是生不逢时的苦命人，早几年我就想上广东了，可是身不由己。现在孩子都大了，我也30岁了，是不是很难找到工作了呢？目前只有下海才是唯一的出路……”

　　上世纪90年代77封珍贵的书信，如今陈列在深圳劳务工博物馆里，既是张媚媚宝贵的记忆，也是那一段历史的见证。

　　在那段历史中，深圳是打工者的朝圣之地。无数来到这里或试图来到这里的人，都认为这片土地藏着他们的未来和梦想。

　　那时的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支强大的队伍将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明确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底，这支农民工队伍已经壮大到2.87亿人。

　　让张媚媚没想到的是，做义工给她带来了始料未及的荣誉——2005年，她荣获“宝安区2002～2004年度先进劳务工”光荣称号，由此有了落户深圳的机会。她还在深圳买了房，完成了外人眼中华丽的“逆袭”。

　　至今提起来，张媚媚还是很感喟：当年在住着几十人的宿舍里写信时，怎么就成了老家人眼中艳羡的对象呢？

　　“其实就是省，我们那个年代的打工妹，能给家里寄钱，都是省出来的。不像现在出来工作的女孩子，发了工资就先给自己花。那时候我们除了给自己买一两件衣服，都不怎么花钱的，所有省下来的钱都寄给家里了。”

　　在外面虽然过得苦，但张媚媚还是喜欢那段日子。

　　站稳脚跟后，帮衬家里、帮助家乡的小姐妹在深圳找工作，张媚媚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乐于助人的劲头又回来了。而且，在深圳，张媚媚很快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当义工。

　　2000年，南方一场大雨让广东很多地方遭受严重水灾，深圳市也掀起了募捐救灾的热潮。张媚媚上街买东西时看到有人在搞募捐活动，了解到这些募捐人员也是和她一样的外来打工者，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义工”。

　　上完夜班，张媚媚也不睡觉，就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出去做义工。他们配合政府部门做宣传、卫生宣导、文明劝导，去养老院献爱心……

　　让张媚媚没想到的是，做义工给她带来了始料未及的荣誉——2005年，她荣获“宝安区2002～2004年度先进劳务工”光荣称号。

　　张媚媚组织了一支由100多名同事、朋友组成的义工服务队，积极参加石岩街道开展的各种义工活动。

　　更大的好事还在后头。获得“先进劳务工”这个称号后，张媚媚有了落户深圳的机会。2007年，她将户口从广西贵港迁到了深圳。

　　随后，张媚媚用多年的积蓄按揭贷款在深圳买了房。

　　一个初中毕业的女孩，用自己的努力落户深圳，还在深圳买了房，完成了外人眼中华丽的“逆袭”。

　　消息传回老家，张媚媚更是成了亲戚朋友眼中的传奇和榜样。

　　在一步步融入城市的同时，农民工群体开始站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首次出现了农民工代表的身影——他们分别是来自重庆的康厚明、上海的朱雪芹和广东的胡晓燕。

　　2008年，劳务工博物馆开馆时，专门邀请当年的25位打工妹回到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的原址做客，但最终只到了19位。江惠群珍藏多年的一本《深圳市经济特区暂住证》，如今成了“文物”。张媚媚觉得，“农民工”这个称谓，在未来的某一天，或许也会成为博物馆里的“文物”。

　　虽然拿到了户口，成了“新深圳人”，但张媚媚在深圳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容易。

　　张媚媚和很多打工妹一样，见证了深圳经济的转型升级，也见证了自己所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的过程。

　　2013年，张媚媚所在的企业裁员，她和另外一名同事只有一人能留下来。“她家上有老下有小的，比我要困难得多，所以我主动辞职了。”

　　之后，她到龙华区找到了新工作。有空的时候，她会回到宝安以前上班的地方看一看。路过自己当年找了好久才捐出去字典和信件的那座劳务工博物馆，她也会进去看一看。

　　“恍如隔世”——坐在博物馆里以前打工妹们住的床上，抚摩着那个年代的明星海报，张媚媚会想起自己坐在宿舍里写信的日子。“变化真的太大了。现在还有谁写信呢？出门打工的女孩子，一人抱着一个手机。她们没有我们那个年代的经历。”

　　回不去的不光是张媚媚这样的外来妹，生于斯长于斯的江惠群，也“回不去”了。

　　2008年，劳务工博物馆开馆时，专门邀请当年的25位打工妹回到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的原址做客，但经过半年时间的联系和筹备，最终只到了19位，剩下的有的在香港，有的在国外。

　　而石岩公社，一天一个样儿。江惠群很久没回去了，偶尔回去，也辨不出原来的样子。

　　江惠群感叹着深圳这40年的变化，对自己先苦后甜的人生，感到无比满足。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正如2008年8月，《深圳市居住证暂行办法》取代施行了24年的《深圳经济特区暂住人员户口管理条例》，暂住证随之被居住证取代。而江惠群珍藏多年的一本《深圳市经济特区暂住证》，如今成了“文物”。

　　张媚媚觉得，“农民工”这个称谓，在未来的某一天，或许也会成为博物馆里的“文物”。（记者贺少成刘友婷吴凡文/图）

编辑：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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