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方略”这样的词，显得口气太大了，好像真的跟打仗似的，讲究韬略，以求出奇制胜似的。现在想起来，是有些可笑，可我当初的感觉，真的跟打仗似的，先谋划方略，再付诸实施，步步为营，志在必胜。

　　如此讲究方略，与我当时正在写《徐志摩传》有关。我写“徐传”时，市面上已有好几种“徐传”了，如何能有别于他人，确也动了一番脑筋。能不能在体例上有点新意呢，毕竟是学过历史的，便想到了史书上常用的“传记体”，即将徐志摩作为一个时代来写。写他的一生，用“本纪”（后来改为“本传”），写详细的史实，用“列传”（后改为“交游”），他的生平开列出来，算是“表”，他的著作开列出来，算是“志”。这样纪、传、表、志全都有了。

　　《徐志摩全集》（全10卷） 徐志摩 著 韩石山 编 商务印书馆

　　一

　　1997年秋天，《徐志摩传》已完成了“本传”部分。听说我在写“徐传”，天津人民出版社托人问我，愿意不愿意为他们编一套《徐志摩全集》。揣想其思路，该是，既然在写“徐传”，定然已掌握许多徐志摩作品的原本，编一套新的全集，该不是难事。确也是的，此前我已去北京图书馆、山西图书馆查找复印过好多资料。徐志摩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也托朋友复印回来。像《晨报副刊》影印本，干脆就买了回来。是先写完传记再编全集，还是先编好全集再完成传记，我当即决定，还是先编全集。传写得再好，也只是韩某人自己的一本书，而编成《徐志摩全集》，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名山事业。

　　写传可以在体例上创新，编全集，能不能在体例上也有一番新的探求呢？能不能，先得想着能。于是一边收集资料，一边想着体例的事儿。

　　其时手边有三种《徐志摩全集》，分别由台湾、香港、广西三地出版。台湾出的《徐志摩全集》，不叫卷而叫辑，共6辑。系美蒋复璁、梁实秋主编，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印行。香港出的《徐志摩全集》，是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先是1983年出了《徐志摩文集》，接下来出了《徐志摩文集续编》，再将正编与续编合起来，出版了9卷本的《徐志摩全集》。这个版本，上海书店出版社依次跟进，于1995年出版了内地版的《徐志摩全集》。广西出的，是赵遐瑞、曾庆瑞、潘百生主编的5卷本《徐志摩全集》，1991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有《鲁迅全集》在前而影响广泛，当年编全集的做法，多是仿《鲁迅全集》的路数，即将作家已出版的单本著作，按种类排列，再将发现的佚文接续在后，就是一部全集了。台湾和广西出的两种《徐志摩全集》，基本上都是这个编法。像鲁迅这样的作家，生前作品大多出过单行本，这样编自然合适。对徐志摩就不一定了。即以香港出的《徐志摩全集》而论，收入集子的，不过三分之一，单行本之后接续佚文，必然开成“尾大不掉”的尴尬局面。还有一种，即将所有的作品，均按年月排列，成为“著作系年”的模样。这样的编法，对古代作家最为适用，作品不多，二三十万字，不难办到。对徐志摩来说，上百万字的作品，小说诗歌散文全有，混编在一起，又显得眉目不清了。

　　思之再三，觉得还是用“分类编年体”来编，才是正途。在这方面，鲁迅有独到的见识，曾说过：“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若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鲁迅《且介亭杂文·序》）他这说的是只有一种，若两种都顾成，分类而又编年，岂不是两全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