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中工网理论频道滚动-正文
失于创新:甲午战争焉能不败
徐兵博//m.auribault.com2014-07-28来源:解放军报
分享到:更多

  

  1894年的甲午战争,让固步自封的清政府从天朝大国的梦中惊醒。

  2014年,又一个甲午年。在追问甲午战争为何失败如此之惨、教训如此之深刻时,不能不思考战略创新这一关系国家民族发展和命运的重大问题。甲午战争之败,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战略创新能力不足,如国家安全战略缺失、军事战略无法突破固有阻力、文化战略束缚创新脚步等。

  那么在今天,我们如何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推进战略创新,他尤其指出:对军事斗争准备来说,军事战略是管总的,具有引导和牵引作用。筹划和指导战争,必须不断创新战略指导和作战思想。

  落实战略创新尤其是军事战略创新,当代军人责无旁贷。因此在甲午战争120周年来临之际,本版特集纳一批研究文章,审思甲午创新之失,探讨推进战略创新之法。

  ——编 者

  甲午战争始于1894年7月,结束于1895年初,先后发生大小几十场战役战斗。作战结果,清军陆军无一胜绩,望风而逃、丢盔弃甲;北洋水师屡战屡败,终至全军覆没。对这场战争的沉重检讨,必须站在历史的、战略的高度来进行。

  国家总体战略固步自封,极大影响了清军安全判断和战争准备

  甲午战争前,以守成为主、注意力向内的清政府一直缺乏清晰明确的国家战略,尤其是缺乏对新形势的审视判断及对国家战略的丰富发展。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面对世界形势一日千里的发展潮流,盲目混沌不思进取,精于内斗疏于御外,只图眼前不顾长远,在这样的战略指导下,被外敌侵入打败是早晚的事。

  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模糊。甲午战前,清政府内部曾进行过两次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争论。一是海防与塞防之争,一为“洋务”与“清议”之争。争议的最终结果,好歹达成了“塞防与海防并重”、“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朝野共识。

  但今天回过头来看,当一个国家的安全战略只停留在“防”的层面上时,其内部的虚弱性、消极性和保守性也就暴露无遗。实际上在甲午战争中日交战过程中,清政府的策略仍然只是“防”,而且是消极防御而不是积极防御,一步步守到自家门口,几乎没有任何主动进攻,处处被动挨打,终至一败涂地。

  外交战略缺乏远见。对于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清政府来说,国际关系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他们始终没有认识到,大国关系,只有利益,没有朋友;只讲实力,不讲道义。战前,李鸿章将避战的砝码投向英、俄、美等国,企图依靠列强的善意阻止日本侵略。殊不知各国表面一套,心里一套,最终把砝码都压在日本一方。

  对主要安全威胁研究不够。甲午战前,即使在日本寻衅态势非常明显情况下,清朝政府也没有对日军的战争准备和作战企图进行详细的情报侦察。对于日本的侵略本质,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均提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

  清政府也始终未意识到,一旦中日开战,其成败将是中日两国争夺亚洲主导权的最终摊牌,整体上对与日作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把握不了主动。1884年12月甲申事变中,清军曾成功击败朝开化党人和日军。但由于清政府的短见浅识,这一胜利并未转化成相应的外交成果。在随后的交涉中,日方强使朝鲜签署《汉城条约》,中日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日本获得了随时可派兵到朝鲜的特权。清政府胜仗败果,为甲午战争埋下定时炸弹。

  军事战略与作战指导缺乏创新,导致清政府难敌已完成近代化的强敌

  甲午战争所处的时代,是近代工业化大步前进的时代。当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和全面西化战略洗礼,在军事上基本完成近代化,实现了战略指导、体制编制、战术战法等多方面的创新。同期的清军却仍然蜷缩在旧的藩篱之中,缺乏激活战斗力的创新。

  不能与时俱进掌握敌情制定作战预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战前的清廷,不但不了解日本,连对自己军队的战斗力,也是底数不清。清廷中主战派大多只是对李鸿章的淮军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其装备有西式火器的陆军和“船坚炮利”的北洋水师,“尚可一战”。光绪皇帝更是昧于敌情,轻视日本,以为北洋练兵多年,与西方各强国相较或有不足,敌日本当可有余。由于心存轻视之心,对于日本军事上的步步进逼,清政府在军事准备上始终未做最坏之打算。既没有进行武器弹药储备增添,也未进行战前教育训练,更遑论进行战略预置和兵力补充调动。尤其是北洋海军缺乏明确、周密的计划与战略,消极防御,缺乏争夺制海权意识。日本则在开战前就按海军胜利、僵持和失败三种情况制定陆海军作战战略,明确把争夺制海权作为首要任务。清廷连“知己知彼”四个字,尚不能与时俱进,焉有不败之理?

  对近代情报战缺乏基本概念。在军情收集上,清朝的军事指挥员从上到下,都不重视情报工作。国家及军事体系没有专门的情报机构和情报人员。反观日本,其在清国内长期派驻大量间谍和招募奸细,广泛搜集清国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在战前,日本商人岸田吟香到上海和汉口开设了“乐善堂”,既是药房,也是出版社,同时也是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民间间谍总部。这些日本民间间谍打扮成中国渔民,硬是把从渤海到山东沿岸的海岸线,用铅锤线测量个遍,并画了海图。他们的情报详细到每个村庄有多少人、几口水井。

  同时,清军对情报密码保护几无所知。战后,清军才知道日军破译了清军的电报密码。清军统帅部与前线的所有往来电文悉为日军所截获,清军的作战部署、兵力调动以及相互推诿扯皮的内容均为日军掌握。这样的作战,不败才是怪事。因此有学者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可被认为是清军情报战的失败。

  军队缺乏近代化的全面训练。甲午战争中海陆几十次交锋,中国军队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没打过一个胜仗,缺乏严格的与近代化军事发展相适应的军事训练、军队综合素质低下是直接原因。北洋海军组建之初,在洋教练琅威理的严格要求下,训练水平很高。但在琅威理被不愿受管束的北洋将领排挤离开后,海军训练水平每况愈下。战前,操课训练形同虚设。中国武备学堂虽也培养出一些学生,却没有给他们指挥军队之权。而日本陆军高级军官有一半或进过本国军事学校、或到西欧学过军事、或到欧洲考察过军事,士兵近代化教育程度比中国士兵高得多。

  落后的军队编制体制决定了清军战斗力水平低下。在编制体制上,对日作战的淮军完全继承了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时的湘军体制,而湘军沿用的是明代戚家军制度。这种建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前的具有明显中古特色的军队体制,即使使用了枪炮等现代化火器,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战效能。淮军最大的建制单位为营,没有统一的军制、编制和装备,兵种相对单一。与日军具有现代意义的军师旅团编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军当时已基本完成近代化改革,军制、编制、武器和装备相对统一,组织指挥比较灵活。因此袁世凯多次强调,清军之败“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在指挥系统上,清军没有司令部,没有参谋官,没有通信兵,战斗部署只凭最高指挥官临阵拍脑袋。诸军平时各驻一地,互不隶属,缺乏协同训练,也从未进行相互配合的军事演习。旅大和金州战役,清军一线互不统属之指挥员达9人之多,没有统一指挥,群龙无首。日本人事后总结:“清军指挥错乱,其龃龉冲突百出,而内部相摩擦,战斗力减弱几何,未可知也。”

  缺乏战术创新导致清军伤亡惨重。甲午战争中,清军实行的始终是消极保守的作战指导,暴露出清军根本没有战术创新,一切都是按老路子。如此怎能应对已经实现近代化军事变革的日本?在对日宣战后,清军的作战指导为:集结海军主力于黄海北部,以扼渤海之口,并掩护军事之输送;陆军则集中平壤附近,以击败在朝鲜之日军。这样的作战指导,一方面过于保守消极,一方面又暴露出清军无海陆协同军事素养。反观日本,当日本军舰向朝鲜半岛大规模运输军力时,其海军舰艇佯动至威海卫外,对我炮台进行牵制性打击,从而吸引清海军注意力,避免北洋舰队前出对其运兵船只进行打击。

  后勤不继是清军惨败的又一原因。淮军是清军的主要国防力量,后勤建设却相当简陋,清军主要靠清兵本身或雇用临时工担负战场上野战部队架桥、搬运炮具和行李任务。由于这些民工没有编入军队组织体制,不受军法制约,导致战争一旦不利就四散逃命,不但影响了作战行动,还带动一些清军逃离战场。日本则为侵华战争建立了“军夫”体制,军夫编入正规军内,组成受制于军法的有组织集团。甲午战争中日本共派遣15万军夫,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清军没有明确的卫生医疗编制,军队内的医疗处于涣散无组织状态。战争中,清军陆军战场医疗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为由,临战先逃,外国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反观日军各级均设军医部,有效支援了战场医疗。

  落后的思想观念是甲午惨败的文化根源

  延绵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代代相传了许多优秀的文化基因,但也积淀了许多保守、消极、内向的文化特点,有的甚至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普遍国民性格,时刻在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的发展质量。

  不能破除重文轻武之积习。重文轻武之风,是“历代封建王朝积沿已久之恶习”。统治者为了专制政权的稳固,往往在用武力取得政权后,便逐渐废弛军备,重文轻武。专制政体擅长培养溜须拍马、会作八股官样文章的儒酸文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观念深入人心,“一介武夫”“粗鄙武人”,无论在庙堂还是乡野,向来为主流文化所轻视。北洋水师顾问、英国海军上校琅威理曾这样评论中国海军:“中国文官每藐视海军将弁,以为赳赳武夫,何足与论大事?”重文轻武之风,使当时进入武人行列的大多非奸即盗,或是功名未就、求仕不成而投奔军营,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影响了清朝军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不能破除重内轻外之久弊。封建王朝内部,往往重视内患的弹压,而忽视对外敌的抵抗;往往重视近忧的处理,而忽略远患的消除。清朝军队也不例外,其军队不是真正的国防军,其作用主要是镇内的而不是御外的。有清一朝,可以举全国之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却不能举全国之力以抗御外侮。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评论:“北洋陆军装备毛瑟枪和克鲁伯炮,在武器方面,它比使用村田式步枪和青铜山炮的日军优越。但它不过是内战用的、示威用的军队。”在主要作战目标为对外的海军建设上,清政府从上至下都表面重视而实际轻视。1891年,慈禧转发户部的奏疏:“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解部充饷。”台湾巡抚刘铭传听到这个消息顿足叹道:“人方图我,我却自决其藩,亡无日矣。”

  不能破除重陆轻海之痼疾。就地缘政治而言,中国是一个有辽阔海疆的陆海复合国家。在冷兵器为主的数千年里,由于受到了西部高原和东部大洋的双重保护,一直处于亚洲地缘政治板块的中心位置,这使得中国一直自负于中央帝国的宝座而不求自新。统治者认为国防的重心在陆不在海,“皆舍海而注意于陆”。因此,中国古代先民虽创造了高度繁荣的大陆文明,但海洋意识和海洋观念却很淡薄,长期以来有海无防。“海禁”“片帆不得下海”的做法大行其道。清末虽然建立了北洋水师和海军衙门,但该衙门的五大臣奕闇、奕劻、李鸿章、善庆、曾纪泽皆为不懂海军业务之人,且都另有要职,无一人为海军衙门专官,海军衙门几乎等于空设。

  不能破除重虚轻实之学风。19世纪60年代,日本幕府第一次派代表团到中国来考察。一个名叫高杉晋作的代表团成员,到上海书摊买魏源的《海国图志》,书店老板称不知此人此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写好后,在中国无人问津,在日本反倒成了畅销书。高杉晋作又要买抗英名将陈化成、林则徐的书,还是没有。高杉由此感慨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华的正道”相差太远,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实学”,思想还停留在许久以前。晚清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大力推行洋务运动,最后成效不大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当时的“清流”认为李的行为是在推广“奇技淫巧”而千方百计地加以抵制。

  总之,缺乏安全战略创新、军事战略革新、文化思想的脱胎换骨,是甲午战争失败战略层面的重要原因。假如清政府在上述三个领域保持清醒的头脑,历史即可能重写。

中 工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2008-2010 by m.auribaul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