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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5月9日刊发《这些成本最该降!——对两省四市五十三家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调查》的特别报道,讲述权力下放后企业办事的种种不畅:有的审批权从省里下放到县里开发区后,工作人员对企业说:“我们还没弄明白呢,你们先等着吧。”
依照习常思维,“我们还没弄明白呢”问题应该在基层部门办事效率差,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不过,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应该重点看到,在权力下放的态势下,基层政府办事不畅的层层束缚。
首先,是上级政府将审批权一股脑下放,却无相应实施细则配套,导致地方办事人员在遇到具体的事例时,不知如何处理。审批权下放并不是在会议上上级领导一宣布,红头文件一下发就大功告成,还需要配之以相应的实施准则来予以保障。基层人员面临的企业诉求是多种多样的,在没有详细准则的保障下,只是根据一个大的红头文件,难免会有瞎子摸象之感。
在面对这些各式各样的审批时,往往需要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来进行判断,一般来讲,基层人员为了避免审批出问题,多会采取保守的态度,这里面固然涉及“思维僵化”的问题,但棍子也不能一味打在基层人员身上。因为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最后的责任还需基层办理人员来承担。
其次,审批权下放后,人却未下来,这导致原有的基层人员在面临新的办事程序时,显得疲软无力。权力下放涉及人力资源、社会成本重新配置等问题,尤其是审批主体人力问题,尤为重要。一方面审批权力下放后,意味着原有的基层人员面临着新的办公流程,而这块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需要组织相关业务培训;另一面,对于一些特殊领域的审批,需要具有相应知识结构的专业人员。
另外,审批权下放后,事后的监管机制却未跟得上。“我们还没弄明白呢,你们先等着吧。”这里面虽有着办事人员对文件未吃透的因素,但根源上还在于民众对基层人员所形成的办事压力不足。
如果权力下放后,能配以完善的考评和追责体系,相关官员自然不会有着这样“随意”的回答。当然,正如笔者上面所述的原因,民众监督所形成的压力并不是要追责基层办事人员,而是通过层层压力传递,最终“逼迫”上级政府对审批权所涉及的种种问题予以解决。
审批权依据中央文件一股脑下放,然后就不管不问,说到底也是一种懒政,还是“为官不为”思维在作祟。如何打通审批权下放的“最后一公里”,民众的监督和相应的问责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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