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酒店女子遇袭披露之后，电视、报纸和网络上涌出一波“支招体”：如《女生一定要看看，遇陌生人装熟人强行拖拽怎么办》等，女生要习点拳脚功夫，备防狼喷雾；不得已时，递上安全套；甚至强行把陌生人扯进来，不惜破坏他人或者公共财物等等。

　　这仿佛是“轿车撞翻变道车”广受网民叫好的翻版，不同的是，那个变道车很符合民意地被撞了，而这名女性不可能重新走到同一条河里，按“支招体”补发霸气，以解怨气。

　　撞翻变道车，支招受虐女，都是绝望的无奈。有两个前提：一是相对方是罪有应得，不容怀疑。二是包括交警、保安及服务人员，所有的第三方都不被抱有希望。

　　但撞车者也存在着放弃合理避让而恶意报复的可能，“支招体”招法不乏侵犯他人和公共利益，并潜伏着可能比现实危险更大代价的付出。就如当年邓玉姣用刀捅死淫官，因防卫过当也曾引发争议。

　　客观地说，道路安全不依靠交警，酒店平安别指望酒店，这是社会管理的全貌吗？也是这几天，那翻越秦岭遇险的24名大学生，是谁救他们及时脱险的？那常州段连环撞车事故是天外使者来救援和疏通的吗？

　　从理论上讲，即使是“变道车”，也存在着“不可抗拒因素”：“行为不轨者”也可能真的醉酒，况且还有演打架双簧、蓄意坑人的案例。

　　呼格无辜地被法律处以死刑，其父母家人才算处于绝境，他们似乎更有理由“以恶抗恶”，却耐心保留着对法律的希望，最终等来迟到的正义。相比较，在前车变道，在嫌疑人作恶面前，都算不上身临绝境，不至于要路权而不惜生命，为平安而不计代价地求救。

　　当然，遇险主体很容易获得同情与支持，都是缘于无数人有过相同的体验，它消解了人们对管理系统的依赖和国家力量的信任，更不当旁观者为命悬一线的救命稻草。而这无不基于法制与规章在危机面前的一次次溃败。

　　要人们重拾对法律的信心，不是靠人们在遭遇危险时硬撑，放弃必要的自救。调查处理女性遇袭案，事关抚平当事人的伤口，更要在举国关注面前彰显法治尊严，哪怕真相如“阴谋论”所言那样污黑，也不拖、不掩、不含糊，才能恢复人们对法律的信仰，而不被“好心人”带到阴沟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