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举行。教育部数据显示，2016年报考人数177万人，比2015年增长7%。同时2016年的研究生考试也因为《刑法修正案》的最新规定，而被称为“史上最严”。（12月27日《京华时报》）

　　考试作弊入刑后，最先遇上的是今年全国研究生考试，故而被称为“史上最严研究生考试”。国民都在拭目以待，刑责也在“摩拳擦掌”，从此以后，考试作弊被揭发、检举、证实出来以后，刑责肯定要“大显身手”。不过，仅有立法考试作弊入刑并不能立马大幅提升考试“耳性”，一旦考试作弊“无人问津”，监管考试“史上最松”，作弊者就可以在刑外“身轻一鸟过”，考试作弊入刑只能是与作弊考生擦肩而过的侧影，还是树立不起来法律的“威性”。

　　最严法律惩处只是法律层面的事儿，并不是最严监管的事儿。法律惩处是末端治理，监管到位是前端治理，只有前端始终保持“最严监管”，后有刑责惩处的一显身手，这个先后关系如果不分清，末端治理的刑责“大显身手”就谈不上。

　　之所以公众有这样的担心，就是考试监管全国性缺乏高智能、高技术。比如，异地监考没有进行到底，考生与监考老师仍能“七姑八姨一家亲”，考生作弊依然能在包庇中“过关斩将”；高科技防作弊工程也没有建立，作弊团队往往能“悄悄地干活”；考场画面不能让群众远程监督，监考老师同样能“飞鸿传书”，作弊和监考赖政懈政。

　　考场“最严监管”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国家化投资建立和运作，至少要“四面出击”。一要异地监考法律化，不给“近亲监考”提供人情作弊的机会；二要上马高科技、最前沿化监管系统，始终在技术上走在考试作弊技术前列，从技术上堵死信息作弊通道；三要强化明察暗访力度和频率；四要能让民众远程监督，设立便民举报平台。让这些“配套”扎实先行，考试作弊才能最大化“一抓一个准”，考试作弊入刑才能抵达“一判一个准”。

　　上述“最严监管”各地几乎都在“欠账”。有的地方实施“单打”，有的地方实施“双打”，“实施全能监考”的地方几乎凤毛麟角，捉拿考试作弊大网里“空空如也”，刑责只能站在那里“干急无汗”。可见，匆匆上路的“最严研究生考试”也是略有提升的“最严”，不是“全方位配套”下的“最严”。还望高层监管不断地“擦亮眼睛，举起火把”，不断地在考场最严监管上“厉兵秣马”，“史上最严考试”才会最有含金量，最有社会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