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又有两份奇葩的“红头文件”被爆出，一份来自贵州凤山，要求辖区内所有城乡居民“复婚不得操办酒席，双方均为再婚的不准办酒席；一份来自江西进贤县文港镇，要求当地法院轻判一个犯罪嫌疑人。

　　“红头文件”多指各级党政机关下发的带有大红字标题和红色印章的文件，它虽不似法律法规那样“高大上”，但在地方上还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

　　然而，与约束力、强制力等严肃的属性和地方党政机关权威的身份、地位不相适应的是，近年来，一些“红头文件”堪称没头脑、无下限、开玩笑的“扛鼎之作”，且种类繁多。

　　比如，有“亲妈般宠溺型”。2014年，湖南双峰县县委、县政府向娄底市政法委发“红头文件”，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因为“李是县里多家企业的董事长，如果对其长期羁押，势必影响该项目的正常投产，进而影响全县”；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河南沁阳市先后出台5个红头文件，对在当地投资巨大的客商提供各种优待，包括除重大交通事故外，扣证、不罚款，去娱乐场所可免受治安检查。发“红头文件”为商人、富人违法行各种方便，为商家打开销路，表面看是在为他人充当保护伞，实际上最终还是为了自己的政绩和饭碗。

　　有“后妈般跋扈型”。2013年12月底，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发文，要求全省75家烟花爆竹企业在2014年底前全部关闭，2015年4月，该行为被确认违法；2007年，福建平和县出台文件，要求对未取得初中毕业证书的青少年不予开具劳务证明，不给予办理劳务证、结婚证、驾驶证。一个文件就要关停几十家企业，一个文件就要让所有文化层次不高的人不得结婚，地方政府如此作为，只能一再暴露自己的不懂法和懒政怠政。

　　有“事儿妈般细碎型”。2016年1月，四川凉山州金阳县出台规定，“婚嫁中送亲接亲车辆不得超过6辆”“丧葬中杀牛数量原则控制在5头以内”；2014年8月，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沙河镇发红头文件，批评“机关食堂饭菜放肉较少”。地方政府对社会事务有管理之责，但什么该管、什么能管，显示是要授权的，“法无授权不可为”，而对公民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有些事情，政府只能引导和调控，最终如何为之是公民权利和自由。地方政府这么有时间有精力，不如干点儿该干的事。

　　还有“乱下指标型”。2015年，湖南新化县发文，从涉赌、涉黄、涉毒、打黑除恶等领域，对38个县公安局机关单位和派出所下达了抓捕人数指标；2014年10月，河南省工商局下发要求各单位“确保11月底前完成年度罚没收入任务”。众所周知，诸如抓人、罚款，都是以相对人有违法或者犯罪行为为前提的，偏离实际设指标只会造成混乱和冤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需要的是对症下药。

　　清理有权任性的红头文件，中央层面一直在推进，但违法违规、滥用权力的红头文件“你方唱罢我登场”。不能每次都等到媒体曝光了、老百姓抗议了，才废止、清除。红头文件作为一级政府机关或部门的“官样文章”，不是民间写信、发短信微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错了有时还能撤回。发红头文件必须以合法合规为前提，必须搞清自己的身份和立场，不是什么事政府都可以“插一杠子”，也不要觉得任性完了没啥后果。时下，有的地方专门成立部门，负责对红头文件以及其他地方法规、规章等进行合法性审查，这不失为从源头“截流”奇葩、任性规定、指示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