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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有价值持守的中国故事

陈彦 //m.auribault.com 2013-12-13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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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的作品连故事都编不圆，又怎能怨观众不喜欢我们的创作，而去消费甚至高价消费西方的精神产品呢　　

　　中华民族在人性基础价值上，不仅先人一步，而且永续恒常，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停止一以贯之地讲诉价值观的精神　　

　　讲述中国好故事，诉说中华价值观，不能建立在急功近利和好大喜功上，我们更需要为中华民族自己和世界，构建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人格精神图谱

　　我们的社会面临着重要转型，文艺创作更是难以例外，尤其是在新的信息文明条件下，文学、戏剧、影视以及各门类艺术，都无法保留原本样态。受众群也在发生着变化，也在时代进程的裹挟中，自然而然地变得“离经叛道”起来，因此，传统的文艺创作思维，确实面临着新的更大的挑战。我们必须坚守的怎么坚守？我们觉得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的，怎么才能够真正做到不放弃？都需要深入探讨研究，尤其是要找到新的表述方式，最终在传播与接受两个方面，形成精神内在的统一。而“中国梦”，就是一种很好的表述。

　　中国梦，首先具有一种外在延展性，与世界潮流、世界趋势能够自然对接；其次，它又表现出一种高度的民族自信，这个梦就是自己能拿自己的事、能做自己的主。也只有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程度，才可能去构筑这样一种物质与精神双重展翅奋飞的情境。而这个情境的构筑过程，给文学艺术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创造空间，这个空间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因此，书写中国梦，对于我国当下的文艺创作，是一次转型中的机遇，把握好了，既是与世界的更好交流与融合，也是对本民族文化创造精神的拓展与提升，尤其是在表述方式上，找到了更适合与多种思维方式相沟通的路径。

　　首先要下硬功夫讲好自己的故事

　　讲好故事，是文艺创作的大事。大凡历史积淀下来的经典之作，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的优秀作品，都有一个好故事。故事讲不好，就很难传播，更遑论积累了。而在形成文化产业的发展道路上，自然也就难以形成自己有价值的品牌。单靠过度包装，靠外在声光电技术与世界接轨，永远也不可能把自己的精神文化产品“包装”到世界上去。

　　好故事就是吸引力，就是感召力，就是含金量，连故事都讲不好，再好的导向都无法把我们的主张导向美好的终极目标。我有时想，我们能不能在文艺创作的批评指导上，强化一下故事性的绝对要求，让我们的文艺创作，都能在既引人入胜又打动人心的故事中，去完成我们的思想精神荷载。否则，连自己人都不买账，还想用价值主张去影响谁呢？我们的许多文艺创作，让受众大倒胃口，问题都出在故事上。太想表达激情、热情与豪情壮志，却连故事都编不圆，更别说精彩了，长此以往，我们的创作大多都停留在故事半生不熟的干瘪状态，又怎么怨得观众不喜欢我们的创作，而去主动消费甚至高价消费西方的精神产品呢？

　　我们要下硬功夫解决讲好故事的问题，这看起来是技术问题，其实是基础问题、核心问题，故事是建筑主体，是撑持这个建筑的“四梁八柱”，故事的架子搭不起来，任你有再高妙的“点睛”，再精美的装修，都会成为“画虎类犬”、“画蛇添足”之笔。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里面充满了精彩动人的好故事，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如果我们总以展示宫廷的尔虞我诈、血腥挤对、人性恶变为好故事，长此以往，甚至会让一个民族对自己祖先的生命探索跋涉产生根本的怀疑否定态度。我们需要往历史纵深处掘进，去勘探文明形成的本源与发展、延续的真正力量，当我们的眼光，从宫廷移向整个历史社会尤其是数千年的民间社会时，中国历史好故事也许就会露出它的冰山一角。

　　今天也是一个充满了好故事的时代，我们从来没有拥有过今天这么多的社会财富，也从来没有与世界发生过如此广泛的“地球村”式的接触，我们有13亿人正在追逐着自己的梦想，我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我们的眼界、思维、生活方式，都与过去的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如何真正打开心灵，让世界看到中国式的生命创造能量与活力，尤其是自我解放、提升、超越的能力，这是当下书写中国好故事的关键。我们的时代不乏好故事，根本是需要发现的眼光和构筑讲述的能力与传播通道。我们的好故事我们不去大讲特讲，别人就会把他们的故事讲得天花乱坠，我们会在自惭形秽中一点点卑贱了自己的故事，时间一长，我们就会活在他人故事的模式与影子之中。当我们不是我们，而只是他人好故事的配角或者艳羡不已的欣赏者、鼓掌者、模仿者时，我们不就彻底丢掉了我们的文化底气和自信吗？

　　要一以贯之诉说好自己的价值观

　　我们所说的好故事，一定是内存着我们所秉持的价值取向的好故事。孔子在《论语》中说：“吾道一以贯之。”在今天，我们尤其需要发扬“一以贯之”的孔子式的苦苦诉说价值观的精神。现代社会，天天都在华丽转身，那么我们需要持守的到底是什么？西方始终在诉说他们的价值观，不管世界怎么变化，甚至他们的价值推广引发了战争、恐怖、动乱和政变，也没有改变他们的兜售力度。而我们在价值持守上，就显得有点扭扭捏捏、瞻前顾后。有时甚至连几千年都证明了的、无论对个人还是群体生存都十分有益的传统价值观，都要遭到拉锯式的反复质疑、解构、贬损，总在极不自信的观望中游移摇摆。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史是靠什么延续下来的呢？如果我们一代代人都没有共同的价值基础，那我们是怎么集合在一起前进了几千年呢？说明我们有很管用的价值观！

　　西方文化的核心就是自我中心主义，特别强调生命个性，而在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上，又表现出特别的唯我独尊的傲慢。中华文化特别讲究和谐、合作，讲究律己、包容，讲究谦卑、宽恕，讲究“仁者爱人”，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究“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讲究孝道感恩、推己及人。那么从长远讲，到底是哪一种价值观更适合人类和平共处、相携相生呢？我们没有必要老看别人眼色行事，我们也需要像西方人那样自信满满地、一以贯之地、持守恒常地去推介我们经过几千年时间验证了的那些管用的价值观。我们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尤其在价值持守上，不需要左顾右盼，更不需要搔首弄姿甚至以怪叫声吸引眼球，而应该始终有一种成熟、稳健、庄严和自信。西方人为了传播他们的核心价值，甚至拿中国的故事“借壳上市”，而我们有些作品为了所谓的走向世界，用中国的故事去套西方的价值观，长此以往，那我们的梦还是中国梦吗？

　　我们从来就是一个善于吸纳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民族，我们要始终保持欣赏他人的眼光，但欣赏是平等对视，不是匍匐在地，不是照猫画虎，不是刻模板般地囫囵抄袭，而是按照自己的山川风貌、物理人情进行有利于本土化的吸收。人家即使全然不欣赏我们，我们也不必全然收起欣赏人家的目光，关键是要自信地持守自己经过历史验证的价值内存，水滴石穿，绳锯木断地“攻卒”、进取。如果我们失去这种价值持守，不能“一以贯之”地进行自强、自立、自信的价值诉说，即使13亿人都富得缠上了“金腰带”，飙上了“金包车”，岂不还是让人鄙夷的“土豪”？现代社会发展，不应以牺牲传统价值为代价，人类永远不能失去善良、互助、忍让、共荣这些由历史价值观艰难统帅起来的人性基础，一旦失去这样的人性基础，所谓现代社会就会成为一个弱肉强食的野蛮丛林。中华民族在这些人性基础价值的贡献上，不仅先人一步，而且永续恒常，因此，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停止这种有历史价值意义的艰难诉说。

　　根本还是要遵循文艺创作规律

　　无论是讲好我们的故事，还是诉说好我们的价值，都需要在持守文艺创作规律中有序前进。我们的经济建设在艰难摸索过几十年后，现在把“经济规律”这四个字唱得特别响，而文艺创作更是早就在讲述“规律”二字。几千年来，中华大地上的文艺理论批评之声，对于创作实践活动的理性总结，几乎没有间断过。

　　中国好故事的文艺书写，既是书写给中国人看的，也是书写给世界看的，根本是要书写出人的丰富的精神气象。中国需要对自己的13亿人讲好故事，也需要对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虽然很迫切，但更需要精工细作，着急了就会皮焦里生。我们做事最害怕的就是“刮风式”生产，一阵风来了，连不相干的人都会拼命挤进来，胡乱挖几锄头，见没有什么太大利益和效果，扭头就走了，剩下无法走脱的人，看着满目挖烂的“矿区”，只能木然相视，哭笑不得。讲述中国好故事，诉说中华价值观，不能建立在急功近利和好大喜功上，我们更需要为中华民族和世界，构建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人格精神图谱，这才是屹立世界之林的长远图谋。不然，再好的故事，都会让很功利、很短视、很可笑的书写，搞得热闹一时，乱象横生，当“繁华”过后，寸草不留，那就委实可惜了。

　　陕西已故作家柳青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他还说：“作家要把六十年作为一个单元。”这是多么坚实的传统文艺创作精神昭示呀！我们需要在这种十分成熟的历史经验中，找到书写中国好故事的理性精神烛光。浮躁、盲从、投机与华而不实，都不可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我们需要回到常识，回到规律，用一颗平常心，把呕心沥血、持之以恒、坚韧不拔、埋头苦干、聚沙成塔这些古老的精神装备找回来，安顿下坐立不安、左顾右盼的身子，去静静地发现别人的好故事，阅读别人的好故事，倾听别人的好故事，从而激活自己内心深处对那些故事的情感波动与精神回应，最后讲述出别人不曾讲述的动人故事。也惟其如此，一个时代翻过去了，才可能真正为中华文明形成一些有价值的积累。

　　（作者系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