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选自《包头晚报》

　　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韩康教授近日在《上海行政学院学报》撰文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仅是理论认识上的重要进步，也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改革开放30多年，一方面市场配置资源的领域不断扩大，政府管理方式不断改进，另一方面各级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力量仍然相当强大，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情况仍然比较普遍。一位国务院领导同志在2013年讲了两个比较典型的事例，一个是企业新上一个项目，要经过27个部门、50多个环节，时间长达6－10个月；另一个是目前国务院部门许可的个人资格还有110项，各级政府部门颁发的资质资格证书有229种。可见存在问题仍然比较严重。

　　为什么政府过度干预市场问题讲了那么多年，中央政府关注度一直相当高，改革为此动用的力量、付出的代价也并不算小，但改革效果始终还有较大差距呢？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

　　第一，计划管理和计划体制的惯性。对计划经济的理论批判已经比较深入了，但由于长期实行计划体制，无论是规范规制、管理方法还是思维方式，都有巨大惯性。政府行为已经非常熟悉了的东西，要真正改过来并不容易。同时，否定计划体制不等于全盘推倒计划行为，现在除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外，仍保留着基础部门投入、资源价格确定和投资项目审批等，都属于计划经济范畴，怎样推进计划体制的深层改革，仍然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

　　第二，市场思维和市场管理水平的制约。 政府从计划方式转向按照市场规律管理经济，需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方法和新的知识，尤其需要把发达国家管理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学到手，这种学习既要全面深入,又不能照抄照搬,必须根据国情适时适地运用。例如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股份制的改革思路，但由于最初对股份制的系统理论和实际运作知之甚少，一开始的试点都比较简单，甚至不乏粗糙和疏略，后来经过深入学习和实践探索，才逐步成熟掌握起来。

　　第三，资源配置权力和利益机制的依赖。这是一个更加敏感也更加深刻的原因。政府行政干预越多，掌控资源配置的权力并得到相应利益越多，寻租机会越多。反之，政府职能重心转向公共服务，按照市场规律管理经济，势必大量取消行政干预，从而大量减少政府掌控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利益，大量压缩寻租空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