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伟良（曾任河南许昌县委常委、副县长）

　　邓建胜（曾任安徽肥东县委常委、副县长）

　　汪晓东（曾任江西东乡县委常委、副县长）

　　于猛（曾任山西长治郊区区委常委、副区长）

　　杨雪梅（曾任海南万宁市委常委、副市长）

　　“基层是个大熔炉，是砥砺品质、提高本领的难得机会。”“基层情况很复杂，稍不留神就会出状况。”去挂职前，鼓励的、提醒的都有，难免纠结。沉下去、融进去，一年与干部群众摸爬滚打，我们触摸到一个真实而多样的基层。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在深刻转型、观念多元、利益多样的今天，我们更感动于基层干部在“一根针”穿起“千条线”的压力中，那份艰辛拼搏和勇于担当。

　　□维权与维稳求和谐

　　“做群众工作知难而不畏难”

　　邓：在权利意识高涨、利益多元博弈的今天，群众利益诉求之复杂，是我挂职前所没有预料到的。

　　杨：我也有同感。从学生暑假游泳溺亡到老人不小心触电身亡，出了任何意外事件，群众首先想到的是找政府。

　　邓：牵头处理的某农民投诉企业污染其井水案，对我触动特别深。我主持召开了6次协调会，组织了省内外4批专家实地调查。所有的专家结论都认为井水氯化物超标与企业没有关联性。每次和这位农民接触，他都很平和，也感觉他已被说服了。但遗憾的是，到我挂职结束时，他还没有息访。

　　汪：基层干部往往处在各种矛盾的中心地带，与群众直接接触，站在解决问题的最前沿，还处于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下，普遍感到压力大。如何把握好维权和维稳的关系，保一方平安，似乎从未像今天这么难。

　　于：现在有“群众工作越来越难做”的感叹，但主张“提高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干部也越来越多。

　　禹：确实，基层高文凭的人多了，不等于做群众工作水平高了。至今还记得一小故事。汛期，一位年轻镇干部下村检查落实水库空库运行情况，要求承包主放水。“水放了，鱼咋办？损失谁赔？”“这我管不了！反正上面要求放水，你今天非得放！”双方争执一阵后，包村干部气呼呼地跑回镇里，请领导出面解决。

　　汪：见过一些“老乡镇”，他们对镇上每一个角落都熟悉得像自己家里一样，在群众中很有威望，常常是同群众在嬉笑怒骂中，再难再烦的事最终“灰飞烟灭”。老百姓其实是最通情达理的，关键是干部要带着感情，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

　　禹：事不避难，知难不难。在许昌参与处置一起省属煤矿矿群纠纷事件，因采煤导致房屋开裂、地面沉降，群众围堵煤矿，还有人鼓动、阻挠村民抢收小麦，以向政府施加压力。全县干部几乎“倾巢”而动，组织十来支工作队，进村入户耐心做思想工作，县领导同村民面对面反复沟通，明确表示“群众合理要求不闹也要坚决保障，不合理要求再闹也不予支持”。同时组织干部调机械帮助村民收麦。连续10多天的处置过程，夹在煤矿与群众中间的县委县政府，承受了不少委屈，但确保群众的权益受到公平对待、利益得到有效维护，终使事件在理性、法制轨道上得以解决。

　　于：作为区级建制，郊区在建设规划、发展用地、项目审批等方面自主权较弱，相对来说引发的矛盾协调难度较大。为此，郊区建立了四套班子领导全天候轮流值班接访、每个区直单位抽调人员进村入户面对面解决问题、新提拔干部到信访部门挂职锻炼等制度，努力达到“事要解决”的要求。

　　杨：身在基层，如果老是“浮在下面的上面”，也照样会不懂基层、与群众隔一层。万宁市委开展了“三联三问三解”活动，要求每个领导都有挂点的乡镇与村子，每周下基层一天，每位领导联系5名党员和5户困难家庭，帮他们解决切实问题，真正做到“保基本、兜底线”。

　　邓：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各地做了大量工作，但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见过不少信访积案，依法依规按政策解决到位后，当事人明确表示息诉息访，但过了一年半载又继续上访，反反复复好几次。信访不信法、重复上访甚至是缠访闹访，时有发生，令人挠头。

　　汪：信访维稳，属地管理，一票否决，基层“压力山大”。

　　于：站稳群众立场，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政策手段解决突出问题，完善信访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各地正在发力破解信访难题。

　　□增长与提质促发展

　　“走‘有质量增长’的发展之路”

　　汪：时时想着财政收入，天天念着招商引资，不到基层真不知发展的渴望有多强烈。就以我协管招商引资来说，东乡县2013年引进资金超过了前10年的总和。

　　禹：悄然之间，许昌县产业不再只是靠发制品、汽车零部件“包打天下”，新能源、电子电器两大新兴产业正在崛起。

　　邓：不唯GDP论英雄、转方式、调结构已成为主旋律，但我们所挂职的县市区，发展水平都可谓“不东不西”，发展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抓好的第一要务。特别是迅猛发展的城镇化，给肥东县原来的工作部署和发展惯性，带来了大挑战。

　　杨：在海南，虽然已将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全国人民的四季花园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对各市县的考核淡化了GDP的色彩，但各种排名依然存在，增长压力依然明显。

　　于：按照专家观点，“速度和质量并非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相斥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走‘有质量增长’的发展之路”。转型的速度、深度，让我们领略了基层干部工作“远谋近施”的难度与强度。

　　汪：东乡的干部们现在言必称“品质”，因为这几年县里的主战略就是打造“品质东乡”。在招商引资方面，东乡提出不搞“饥不择食”，但要“好高骛远”，着力引进高新项目、管长远的项目；要“贪大求洋”，努力引进境外的大项目、好项目。2013年引进的两个投资都在10多亿元的电子信息领域的项目，就相当有“品质”。一县之域，招大商、引强资，何其难也！专业招商分队的20名干部，一年有80%的时间在外面跑，一年出差的路程都在5万公里以上。

　　于：郊区传统优势产业是煤炭、焦化、钢铁等，这几年煤炭、钢铁价格下行较快，企业效益普遍下滑。如何在转型中突围？在郊区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攻坚克难。“五加二，白加黑”是当地干部真实的工作写照。2013年，非煤产业已占全区工业增加值的35%，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

　　杨：转型就会有阵痛。我协管旅游，万宁一直是海南旅游的第三极，面对高位运行的发展瓶颈，我们去年痛下决心，开辟绿色自驾游等新业态，加快产品更新换代，主动挤掉水分。结果，有段时间，全省的旅游收入与游客总量都增长较快，只有万宁低增长甚至负增长，但全市上下硬着头皮顶住压力调结构，今年春节，万宁的旅游就实现了“井喷”。

　　禹：“发展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来自具体项目。”几次观摩活动，对我触动很大。上级领导率各路主要负责人，探各地，看亮点，比实绩，评差距。互看互比互学，带来“坐不住”的紧迫感、危机感，非外人能体会。一位分管工业的女副县长，一向精干利索，却几次为项目推进不顺而急得偷偷拭泪。

　　杨：是啊，找资金、弄土地、搞拆迁，难乎其难。万宁礼纪镇一个投资约10亿元的电动车项目，从立项起先后遭遇了征地拆迁等困难，迟迟不能动工。征地好不容易完成了，违规建筑又冒出来了，又是一番忍辱负重挨家逐户做工作，才最终拆除。

　　邓：在很多基层干部眼中，发展难，难在实干苦干，也难在有时需要很强的定力，抵制权力光环幻影下搞过度举债、形象工程等政绩冲动。“不给历史甩包袱，不让自己留遗憾”，是基层干部必须用心答好的一道难题。

　　□管理与服务强治理

　　“问题总出现在能力之外”

　　禹：“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身处党和政府工作第一线。从联系群众来说，又是“本身一根针，下面千条线”，因此工作总处在“管理”与“服务”的纠结之中。

　　杨：万宁干部就让一颗小小槟榔折腾得不轻。2013年9月以来，因为农民用土法烘烤槟榔，污染空气，万宁一到夜晚就笼罩在槟榔烟中。网络上一片打击取缔声，政府也推出了补贴政策希望能推广先进的环保烘干技术。可农民有自己的辛酸，2013年连遭台风、价格暴跌打击，槟榔增收无望；而土法烘焙的槟榔价格稍高一点，但需求量又有限，谁又会花几万元去买一个环保的烘干机呢。复杂的民生困境，让基层干部多了些优柔寡断，少了些快刀斩乱麻。

　　于：这样考量很常见。郊区近1/3的面积是森林，防火任务重。把秸秆还田，既减少火灾隐患，也能培肥地力，但为此一亩地要掏50元，农民不愿干，财政又不富裕：十多万亩地，要花500多万元。区里领导调研后决定以财政补贴的形式，引导农民将与林带接壤的300米到500米范围内的秸秆还田，只花了100多万元就基本消除了一大隐患。

　　汪：基层工作不易，还在于干部群众之间的信任困境：发展的政策措施得不到群众认可，反被误认为是别有所图的瞎折腾。

　　邓：一厢情愿换不来发展。肥东县委书记杨宏星认为，基层工作好不好做，关键是看群众信任不信任我们的干部。决策过程透明、执行过程中干部没有私心杂念，群众就会配合我们的工作、信任我们的干部。他实名开微博，坚持每天把自己工作的主要内容晒到网上。

　　于：建立信任，把好事办好，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对处于执行环节的干部来讲，要真正从维护群众利益出发，多辛苦，用诚心、耐心与群众多做沟通解释工作。

　　杨：替民做主，百姓并不一定买账。万宁的一个村子拆迁，相关企业把安置区建成了一个看起来相当不错的小镇，但建房之前也没有同村民商量，完全是北方的模式，没有当地人喜欢的通透和采光，大家都不愿意搬迁。

　　汪：时代变了，老百姓的要求更高了，简单一句“法规政策不允许”未必有说服力，光凭着一股干劲横冲直撞也行不通了。既要讲政策，又要讲策略，既要说道理，也要讲感情。

　　禹：在一些征地、拆迁工作中，基层干部可谓是说尽了千言万语，想尽了千方百计，不知认下了多少“表叔”“表婶”，才完成了“天下第一难”的协调任务。

　　杨：“领导就是服务，干部就当辛苦”，基层干部的这种觉悟，让人感佩。每次台风来，都通过政府平台发出不许出海的通知，可是总有些渔民不听，觉得风头浪尾好捕鱼，可以多收些鱼。每次都有渔船被困在海上，总有基层干部被问责。表面看受了“夹板气”，但也让更多的干部多了份临渊履冰的精细和严谨，尽最大可能避免百姓生命与财产的损失。

　　于：基层事情具体，是政策执行的最后一站，没有闪躲空间。任务来了，再难也得干成，并努力干好。但现实生活中，一旦政策偏离实际情况，落实起来就会很难。

　　汪：“问题总出现在能力之外”，东乡县一位镇党委书记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基层权力和责任与压力之间的落差。有时上级要求基层就地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但基层可能并不具备相应的化解手段。

　　禹：“行政执法在上，责任追究在下”，是乡镇干部普遍的困惑。上级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应更加尊重实际、尊重规律，是他们的共同心声。

　　邓：全新的社会舆论环境和不断变化的群众需求，也把基层干部的工作推到了“聚光灯和放大镜”下，息事宁人的“无为而治”不行，“一卡一罚、一抓一关”了事更不行。打造基层工作的“升级版”，对广大基层干部在素质、能力、作风等方面实现新提升的要求，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