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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平：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m.auribault.com 2014-10-27 来源：西安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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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花的信念（于北摄）

　　创新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创业与创新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创业是逻辑上的先导，有了创业，形成了浓厚的商业氛围和竞争氛围，创新才能成为竞争的强力需要和全面的自觉行动。

　　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指出，要掀起一个大众创业、草根创新的新浪潮。要用好创新这把“金钥匙”，着力推进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使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李克强总理的讲话既指明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前进的方向和任务，也从大的方面提出了完成这一任务的战略性举措。

　　新阶段：中国经济必须全面升级

　　当前，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是已经做大，但还没有做强。中国经济的做大是世界公认的，这就是GDP总量已成为世界第二。本文这里主要分析证明的是上述判断的后半部分，即还没有做强的中国经济。通常一个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作3个阶段：模仿——创新——世界知名品牌。我国很多产业还处于第一阶段，自主创新不够，世界知名品牌很少。如果把一个产业的发展分作3个环节：第一是研发；第二是制造；第三是品牌经营。我国相当多的产业承接的是制造环节，附加值不高，研发和品牌经营环节大多不在我们这里。我们还可以形象地设问，如果GDP可以称重，那么单位美元的GDP到底是谁的重量重？答案肯定是我们的比发达国家的重，因为轻重之分在于GDP的物质构成不同，处于产业链上端的国家GDP重量就轻，处于产业链低端的GDP重量则重。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发展方式主要是粗放式经营，铺摊子、上项目，拼的是资源，且环境压力不大、劳动力便宜。这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当时产业空间很大，资源环境压力不大。我们只要跟在人家后边亦步亦趋地做就可以了。然而，这种发展模式的先天不足是自我创新能力不够，一旦产业空间饱和，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经济增长就会立即慢下来。这不是我国的单独现象，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其《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一书中指出：“活力较弱的经济体甚至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出比高活力的现代经济体更高的增长率，这种短暂的增长率的提升可能是由于其自身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如灵活性的增加，或者活力水平在很低的水平上略有提高。但随着这些经济体的相对位置的提升，对现代经济体实现了部分的追赶，其增速将回到正常的平均水平，高增速会在接近目标时消失。”

　　怎样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完成由大到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任务，答案只能是创新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从增长质量到增长模式的全面升级。

　　转方式：大众创业是创新的前提

　　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做强的标准。与做“大”相比，做“强”的标准是：将一些产业提升到产业链的高端，有品牌，有核心技术，有产业话语权；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关键的、瓶颈性的问题；能够摆脱资源依赖；产业结构更为科学合理，在遵循效率原则的前提下，较大幅度地提高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实现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草根创业和大众创新。

　　创新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创业与创新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创业是逻辑上的先导，有了创业，形成了浓厚的商业氛围和竞争氛围，创新才能成为竞争的强力需要和全面的自觉行动。没有创业形成的氛围，创新更多只会是一种国家行动，而不是贝尔、法拉第、比尔·盖茨、乔布斯们等曾经的草根阶层的行为。

　　创业和创新必须转变我们既有的经济发展方式，改革我们的经济体制。曾经使我们的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模式，随着这种模式赖以发挥作用的条件的不复存在而显得过时，所以，过分陶醉于后发优势，简单地追求速度而忽视了改革，可能会把后发优势变成后发劣势，由于缺少改革所带来的制度性激励，一旦需要创新则措手不及。

　　仅仅把创新理解为技术创新是相当片面的，如果没有激励创新的相关制度安排，创新就只能停留在号召的层面，而不会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讲到超额剩余价值的形成，即由于率先创新而获得的超额社会回报时，马克思明确指出：“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请注意马克思这里所讲的变革“社会条件”和“生产方式本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与其说是技术创新，还不如说是制度创新。

　　有利于创业、创新的最根本的制度安排，对我国而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可以发现，凡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民间就蕴藏着极强烈的创业冲动，大众创业就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就是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由于自觉的创业而有了星罗棋布的民营企业。乃至有人把江浙一带的民营经济形象地称为老天爷经济、老祖宗经济、老百姓经济。

　　那么，市场经济为什么会有如此的魅力呢？

　　首先，市场经济没有“官本位”。 “官本位”是自然经济、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并且与之相适应。自然经济和封建等级制度重农轻商、重本抑末，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极小，于是，只有“学而优则仕”一条路。而市场经济向人们提供了广阔的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没有体制内外之分，人们会面对市场，依靠自己的力量，发挥比较优势，从而激发更多的聪明人创业和创新的激情。

　　其次，一旦选择了市场经济，在合作中竞争就成为经济生活的常态。从逻辑上讲，潮水般涌流的自觉创业，诞生了千千万万的企业。企业一旦诞生，就要接受竞争规律的检验。在竞争规律的作用下为了活得更好，为了不被淘汰，创新就成为自觉行动，率先创新者可以获得超额的社会回报。随着后来的企业纷纷跟上，利润迅速被平均，继而又有了新的起点上的创新。这个过程就像军备竞赛一样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新的平衡，又不断打破新的平衡，实现更高层次平衡的过程，并由此推动产业结构的提升和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没有千千万万的人实实在在的创业，就不能形成竞争和创新的氛围和基础。

　　第三，要有促进竞争和创新的具体制度安排：

　　——首先是创业上的条件。创业者要容易进入、方便进入、平等进入，让创业者的创业意向容易成为现实。在这里，最大限度地减少审批和来自有关部门的自觉不自觉的干扰是相当重要的。

　　——要有效地解决体制内、体制外的问题，不能再让体制内的旱涝保收，占有过多的优惠条件，这样的制度安排会诱使更多的人进入体制内而淡化创业、创新的冲动。所有公民都必须一视同仁的面对市场，社会应向每个人提供公平的起始条件。

　　——社会既褒奖成果，也要包容失败，包容创新起始阶段的与众不同。内森·罗森堡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变迁》中指出：“革新本身是反叛传统的一种形式，并且可以假设发明家比大多数人更具个人主义倾向。如果确实如此，西方研究机构的组建和发展的多样性反映了一定程度的个人主义。”这里所讲的个人主义，是创新开始的浪漫主义的想法，甚至是像乔布斯一样的幻想。

　　——容易获得创业、创新所需要的要素。硅谷之所以被称为硅谷，就是有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例如有前景的创新项目会得到风险投资和技术人员的支持。（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