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引起社会关注的广西玉林狗肉节，不少内地爱狗人士以赎买方式救出大量狗，并运到江苏高邮的狗舍照料。媒体追踪发现，原收容1800只玉林狗的狗舍如今仅剩400多只狗。有义工透露，不少狗只患上狗瘟，狗舍几乎每天都死狗。而随着关注度降温，狗舍的社会捐助和义工也愈来愈少，令民间救狗行动成效成疑。（参考消息网8月31日）

　　1800只被爱心人士所救的狗，如今只剩下400多只，绝大多数死于瘟疫，最终出现这样的结果，恐怕让公众始料未及。但在实际中，类似的事件却并不是孤例，而是大面积地存在，之所以没有引起舆论的聚焦，或许仅仅是因为数量小且是散状化地零星分布。比如在重庆沙坪坝区被解救的1000余只狗，3天连续死亡14只（《重庆晨报》2012年1月18日）；在深圳公明玉律社区被救的89只狗，几天就死亡了7只（《深圳特区报》2015年4月22日）；在昆明的“拦车救狗”事件中，被救的475只狗短时间便死亡了53只（《云南信息报》2012年5月3日）……把这些个案连在一起，就很有必要追问，这些被救狗的未来将走向何方？

　　在舆论场中，关于吃狗肉与爱狗人士救狗的争论实在是太多了，但公众也基本上达成了一种共识，即把个人行为放置于法律的框架当中，便无需对其过于苛责。在此语境下，我们也不能因为被救狗罹患狗瘟而死的结果，就去给爱狗者的解救行为贴上“博眼球”的标签，这样的评价多少有点“马后炮”之嫌。但不同的地点、相同的死亡这一命运安排，却也着实昭示着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即撒播爱心靠的不仅是一腔热血，还必须要具备爱的能力。

　　而在此，爱狗不能仅凭一腔热血则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爱狗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再者就是爱狗是一个技术活儿，不能止于狗被解救。对于前者，是要提醒爱狗人士不要做出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甚至逾越法治边界，而高速公路拦车救狗的新闻屡见报端，就足以证明一些爱狗人士确实是理性不足，感性有余；至于后者，则是必须要运用专业知识和大量的资金，去解决救狗后的一系列问题。

　　要看到，救狗不只是将它们从屠刀下解救出来，保证它们的存活是解救的最基本要求，这显然不能只靠爱狗人士的一腔热血，后续处理对志愿组织的场地、管理、经费等营救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尽管民间“救狗”行为的象征意义要大于本身的实质意义，但这毕竟是一个技术活儿，不顾此而感情用事，不说是好心人办坏事了，最起码也是好心人没办好事。在此情境下，被救狗仍旧没有逃离死亡的命运，那么爱狗人士的救狗行为，就基本上沦为一种“行为艺术”，徒具观赏性，关于这一点，也是舆论指责其当初是在作秀的原因所在。

　　基于此，我们很有必要提醒那些爱狗人士，救狗必须要量力而行，不要打着爱的旗号，却在实际上做着背离行为初衷的事情。既然选择救狗，接下来就很有必要给其提供制度化的存活空间，否则必定会导致让包括爱狗人士在内的大多数人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不只是该新闻中所提到的被救狗的命运，或许这些爱心还会被别有用心的屠狗者所利用，成为他们待价而沽的筹码。如此一来，屠狗与救狗所沾染的除了血腥，亦有激发人性之恶的铜臭。